【1979年中国大事记,1979年中国发生大事记录】由27军事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
1979年大事记
一月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
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二月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三月
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四月
4月8日至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颖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
五月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六月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七月
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到年底，据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国家计划部分所占比例过重，上交基数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八月
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7日至11日，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作，就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方针，加深理解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天津市的工作搞上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向有关同志指出：你们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搞一个总体规测，把方向定下来，就可以搞得活一点，发展快一点。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
九月
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9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宣布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贯坚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
9月15日至30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本届运动会在整个34个项目比赛中，共有5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2人3次打破3”项青年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12人24次打破8项亚洲纪录;204人和34个队376次打破102项全 国纪录。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的讲话稿，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十月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者，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落实政策。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0月15日至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邀对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与上届文代会相隔19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
十一月
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1980年6月23日，经国家批准，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现已更名为新疆天山毛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1月28日，国家体委、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祝贺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话。此前，国际奥委会于26日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十二月
1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总社《关于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对三类农副产品也就是小宗农副土特产品，根据供求情况，实行议购议销。国务院指出，开展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是党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场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搞好小宗农副产品的经营工作。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同时复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万余件，纠正冤、假、错案3.58万余件，占已复查总数的7%。此外，各地法院从办理申诉案件中，还纠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冤、假、错案。但复查任务仍相当繁重。全国还约有4.6万余件反革命案件、50多万件普通刑事案件没有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