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自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享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纳入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因汪、胡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任何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再次引起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