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个人简历人物评价 邓力群是谁
邓力群
邓力群(1915年—2015年2月10日)，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毕业，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 中央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人物经历
915年生于湖南桂东。
1935年参加革命。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中共区委干事。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
1937年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院总支副书记，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央材料室秘书、研究员。
1938年后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
1945年后担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
1975年后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2]
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3-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主要成就邓力群重视党史、革命史和当代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倡导把中共党史教育扩大到近代中国革命史教育，重视党史人物、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宣传,使政治思想教育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新学科。他重视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组织编印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并在湖南韶山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力求从历史遗产中发掘有利于今天的丰富精神营养，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主要著作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刘少奇选集》
人物评价
邓力群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
邓力群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他晚年担任中国政协副委员，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邓力群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6]
邓力群的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陈益南：邓力群的另一面
邓力群这个人，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确是被很多人视为“左”营的标杆人物。
对此，他自己也知道。在他写的《十二个春秋》一书中，他就坦然的承认：“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不过，除了政治那张皮以外，作为人来说，无疑，也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的。
近期出版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的文章，其作者是陈伯达原来当政时的二位王秘书。那文章说，1981年时，二位王秘书奉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联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医治病的陈伯达，一方面对陈的生活进行适当照顾，一方面请陈就文史哲及一些经济政策，作些研究，写出些意见，交邓力群转报中央。
对看望陈伯达的这件事，是胡耀邦指示的。当时，考虑到陈伯达虽然在文革中罪行严重，但毕竟与江青等还是有些区别，加之以前，陈对革命事业也还是有些贡献，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这件照顾性质的事情。
当时，邓力群与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几年后胡的下台，也与邓力群的动作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在处理陈伯达的这件事上，他却是忠实的执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因而。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时间内，邓力群一直是在具体指示二位王秘书与陈伯达保持沟通，让陈伯达得以不再回监狱，并能以保外就医之身从事读书、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陈伯达的请求，将陈的儿子调来照顾其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适当照顾。从而使陈伯达的晚年，总算还能获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陈伯达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邓力群也无特别情谊，相反，在文革中他还将邓力群划为“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杂志社的”人，是“到红旗杂志社来夺权”的，而曾置邓于险境。并且，常常责骂邓是“不学无术”。
既如此，当时邓力群对已滚落井中的陈伯达，为何却能与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执行呢?
也许，在对待落难之人的问题上，邓力群象胡耀邦一样，也具有过测隐之心。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一文中，说了一些事，的确反映出邓力群人格的这一面。
例一，邓力群告知二位王秘书：陈伯达骂我“不学无术”，对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终对陈不能忘记。
什么事呢?
当邓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时，陈伯达对干校军宣队指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要给他们读书时间，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显然，这一来，邓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终获得某种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无天日了。
对此，邓力群对二位王秘书说：当时是很为感谢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现在还能以感恩之情讲给他人听，可见，此事，确深深存留于邓的心底。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例二，陈伯达在对王秘书们看望他时，说了二件他对不起毛泽东的事：“一是不该推荐田家英到主席那儿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还在台湾。”
对此，邓力群则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陈伯达的地方。
邓的这个评说，应该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评说的受益者是陈伯达，邓力群在这里，是替弱者说了话。
例三，1983年9月，应陈伯达的儿子要求，邓力群批示同意从陈伯达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陈尚在服刑期)，以能为陈购置些衣物。同时，另外给了80元稿费——是陈伯达写的文章被杂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邓力群嘱咐不要让陈伯达知道此钱的来源。因为，陈尚在服刑期，让陈写文章、并予以发表，是特别政策，担心陈伯达一高兴，宣扬出去，造成以后此类事会泡汤。
可见，邓力群对陈伯达一事的安排，的确尽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邓力群也曾有过一次浓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当时，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小平)”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颤颤竞竞了，但是，邓力群敢于出面承揽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危难关头，出了事，上不推给邓小平，下不推给同僚部属，显出了邓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担当气概。
所以，后来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
甚至，一个与邓力群政见有分岐的部属，也撰文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知道邓力群肩膀硬，是条汉子，在那样严重的高压下毫不推诿，承担责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乔木，却在1976年“批邓”时，没能挺住，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自然很沮丧。但此时，作为胡的同事，邓力群却没有兴灾乐祸，而是同于光远一起，到邓小平处，代表胡向邓小平道歉，并向邓小平进行解释，为胡讲好话。
邓小平终于没有怪罪于胡乔木，当然，是邓自有他的考虑。然而，邓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而这件事，应看到的亮点，是过程比结果，更本质的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
对于邓力群以往的许多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笔者并不认可，有些还很反感。
但是，对于上面所述几件事中的他，笔者却很愿意点上几个大大的“赞”!
中国历来有将政治人物脸谱化的传统，将凡与自己政见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将自己阵营的人，都视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两回事!一个凶残无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队伍中你的同志，而敌方营垒中的某个人，，却也许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产生这样的认识，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革命岁月之后，才获得了的。现在，越来越多历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