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看来，“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阶级斗争熄灭论”、“投降主义”，整个党都完了，大势已去。
七千人大会问题
这个事现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会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认为，这是毛发动“文革”意图的肇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原因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原因，即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深层原因，即毛何以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种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种说法。但是，这些分析和观察大都把两个层次的
原因混为一谈了。我以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中央高层的分歧，而这个分歧隐伏的起点就是七千人大会。有人认为，七千人大会毛同刘没有什么分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不仅有分歧，而且毛对这个分歧看得很重，1966年毛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提到“1962年的右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会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大会讲话。书面报告在谈到工农业生产减产、下降和目前的许多困难时，说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大会讲话说1958年以来的缺点和错误与成绩，全国总起来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讲话特别举了他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的农民的说法：“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提到了“三面红旗”，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侯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话说的比较委婉含蓄，但听话听音，实际上可以听出某种程度上批评的意味，刘的书面报告，按程序是应该经过政治局讨论以后再下发的，可这次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报到毛那以后，毛决定直接印发发会议讨论。据参加报告起草的《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张沛回忆，当时他就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为什么政治局不讨论就发下去了?发下去以后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而关于后面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提得太低了。华东的柯庆施对报告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彭真发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发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辩解。后来，这就成了彭真的一个罪状。林彪的大会讲话，更是袒护毛的错误，说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对于林彪的讲话相当欣赏。林一讲完话，毛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会后不久，毛审阅林的讲话整理稿后批示说，林的讲话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还有一段看起来挺蹊跷的批语：“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党内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话里有话，“那些人”是些什么人?什么人认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据说，毛问罗瑞卿：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对比刘少奇和林彪的讲话，两人的基调大不一样。而毛显然是相当欣赏林的讲话的。这不能不说是毛对刘不满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