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月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强调党指挥枪不能动摇。回顾1929年的古田会议，其核心内容正是确定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而之前的朱毛之争、陈毅“夺权”，为会议埋下了一个个伏笔……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张闻天写了 中国 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
特派员批前委管得太多
1929年4月初，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找到了刚刚抵达江西瑞金不久的红四军军部，带来中央的“二月来信”。当时是红四军创建以来最危难重重的时期，信中根据形势，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
然而从“二月来信”写成到送达，两个月过去，信中对形势偏于悲观的估计已经不符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自然在红四军领导层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身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第二天就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5000多字的复信，批评“二月来信”分散红军的指示不切合实际。
1929年5月，红四军攻克龙岩城。由于地方工作繁忙，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试图改变红四军的领导机制，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下级党委(军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5月底，在永定的湖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发生了激烈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一种意见认为：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林彪的信激化朱毛之争
争论之后意见未能统一。毛泽东感到，争论焦点虽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但实质是“党要不要领导军队”的问题。前委于6月8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关于“军委应撤销，集中权力于前委”的主张遭刘安恭极力反对。毛泽东表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提出辞职。
愈演愈烈的争论过程中，在红四军中一直作为军事主管的敦厚长者朱德，却和毛泽东意见不同。一时间，红四军的两位最高领袖针尖对麦芒。在两位最高领导人有分歧的情况下，又有两个人推波助澜，把问题进一步激化。
其一是刘安恭。他仍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继续坚持建立军委，而且把红四军分为两派，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另一个人是林彪。他写信支持毛泽东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朱德：“现在红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
有鉴于此，前委要求毛泽东和朱德“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的意见”。于是，在6月出版的红四军前委油印刊物《前委通讯》上，同时刊载了两封《给林彪的信》，作者分别是毛泽东和朱德。这两篇文章中，双方还是没有丝毫退让。毛泽东更在信的最后，再次重申了辞去前委书记职务的决定。
陈毅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两次提出辞职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代理。陈毅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必须了结朱毛之争，以免军心浮动。前委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终止争论，化解矛盾。陈毅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他一棒，对朱军长我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会上，陈毅指责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的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他批评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还要党干什么……”最后陈毅对二人说道：“你们是秦晋大国，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
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议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处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愤然离开红四军，到福建上杭蛟洋去养病。
这之后，朱德、陈毅和许多同志一样，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提议请毛泽东重新主持前委工作。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九大”，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会议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从这一刻起，人民军队军魂铸就。(摘编自《北京日报》《党史纵横》《文史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