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说：“匹夫不可夺志！”
梁漱溟本人并不想把这种批判持续下去。他知道，自己的发言实际上是逼迫的产物，可也确实是自己想要说的话，但他仍然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对自己的批判。他当然是不怕批判的，这是他的品格。但是，他不希望这件事扩大，以至于影响大局，也不希望与勉强上台作批判的发言者伤了和气。出于这种想法，在批判展开之后不久，他便主动检查自己的初衷和效果问题。
1974年3月8日，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负责记录的汪东林记下了梁漱溟下面这些话：“最近我大胆狂妄地放言高论起来，我原说文章写出后亦不公开拿出来。‘仍不公开’的话说了多次，就是怕公开出来不合适。第一怕文章内容上的学术分析研究，远离了当前的政治运动，文不切题;第二怕有碍于当前的政治运动，没料到不拿出来的东西，竟然拿出来其中一部分，很有碍的一部分，自己违背了初心，忘记了自己的政治任务。这错误不怪自己怪谁?又犯了老毛病，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错误是我的错误，罪过是我的罪过，一切我应担当。”“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仁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委员说，不要再称我什么‘梁老’?‘梁先生’了，真是快人快语，痛快人说痛快话。有声有色，会上的气氛才像个样儿，所以上次临散会，他话没讲完，主持会议的于老(树德)说下次接着讲，我也站起来应声说‘下次再讲吧!’我心里此时没有我，只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和任务，可惜我不能经常这样无我——如果我那样高明，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错误了。”
1974年3月11日，梁漱溟又在学习会上检查自己说：“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仁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诉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的义务了。”
但是，梁漱溟对于自己的观点是决不改变的，是坚持到底的。这样，尽管他一再检查自己发言的初衷、态度、个人英雄主义、逞强等，但他只要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说假话，想结束这场批判，也是不可能的。结果，他越解释，别人抓他的把柄就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有人还特别抓住他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
面对“四人帮”亲信始终抓住不放，面对他们的穷追不舍，梁漱溟知道自己怎么检查也没有用了，他横下一条心，不再说话了。从1974年3月中旬以后，他就不说话了，但他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批判会开了几十次。只是在众人一再追问他对待批判林彪的态度时，他才断断续续地讲了前边摘录的汪东林先生整理并发表的那些话。
批判梁漱溟，他却不说话，这使得批判者们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加上天气太热，大家也厌倦了开大会。于是，到1974年9月下旬，大家就结束了联组批判会，又回到各自的小组去。在结束联组批判?回到小组的第一天会议上，主持人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有什么感想，梁先生并不回答，主持人一而再地问。不料，梁先生竟脱口说出下面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显然激怒了会议主持人和一些积极分子。主持者问：“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梁先生朗声解释道：“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就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