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新京报：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
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思考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
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