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意义
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
新京报:从镜头里看,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
徐星:就我自己,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个助手,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
新京报:拍这部片总共花了多少钱?
徐星:拍了三年,共花了18万多,没细算过,有一部分钱是朋友赞助的。
新京报:拍纪录片时想过要靠它赚钱吗?
徐星:拍这些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过盈利,也不可能有。我省吃俭用,当然温饱得有,穿衣服不能露着屁股,得有饭吃。我不太买什么东西,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烟。
新京报:拍摄中最困难、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徐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最累时,江南很潮湿,我住的都是小旅馆,连出租车都不敢叫,就坐农民的摩托车,在后面加个斗篷,两根杆子撑着,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岭,还得背着40多斤重的器材。
新京报:在最疲惫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
徐星:我就想,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们不做,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