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觉得做这件大事的意义在哪里？
徐星：我会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是为了解释灾难的概念，我是要拍人，我要讲人的故事。摄像提供了新的记录历史的可能，更有力量感。过去历史都是由专门的“史官”记录的，摄像让普通人也能记录历史，我现在记录下的这些，100年后可能就是正史了。意义就在这里。
新京报：现在有人称你是作家导演，你觉得这会让你有成就感吗？
徐星：这些头衔我完全就不在乎了，没时间想那些事儿。出多大的名儿对我没有吸引力，构不成任何驱动力。如果为了名我没必要做这事，就享受那个《无主题变奏》就可以了，那个也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也在大学文科的教材里。现在我就完全由着自己，凭着冲动去干事。干完之后，能得到朋友的认可，我就挺满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