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间下达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例一：1980年12月5日至8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十九节，有这样的记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例二：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载《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在第二段开头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命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
此处，误将林彪的“第一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一事混为一谈。
例三：198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下)，在第862页中，对林彪的“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关系，提出了如下的推测性分析：“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此处的结论与历史事实不符。
例四：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的第309页，作者根据推测得出了一个结论：“1969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此处，作者作了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武断的结论。
例五：1989年4月，在几家报纸刊出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二、三事》写道：“一九六九年五月，按照林彪的‘一号通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两千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五个月之久，于是，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荒谬地成为数月前那件事的直接原因。
类似以上任意夸大林彪“第一号令”作用和影响的错误提法，还可以举出许多。笔者认为这些错误说法的产生及其流传，大都是因为有关作者和出版者，受到条件的限制，难以弄清有关复杂情况所致(因为作出有关决策的当事人已大多过世，“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的查阅又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理应对诸如此类的重要史事的误解，担负起认真进行考辨和澄清的责任。
那么，历史的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可以分三点来说。
第一，林彪的“第一号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这项内容。
证据之一：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通知》的这段话讲明了林彪“第一号令”的内容和结果是“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其性质“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显然，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不属“第一号令”范围之列。不然，如此重要的中央文件怎么会只字不提呢?何况，这份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指示‘照发’的。这意味着与此事有着最高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本人对上述断语的确认。因此，也赋予了这份文件的有关论断以重要的价值。
证据之二：据有关调查材料证实，林彪从中共九大以后就专门研究战备问题。林彪让黄永胜调阎仲川到总参任作战部长，后又提升阎仲川为副总长，专门负责战备工作，管理作战、通讯、情报、机要等工作。1969年10月18日下午，林彪背着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其秘书张云生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