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之三：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值班秘书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一号命令’发出前后”，比较翔实地记述了他亲历的一些情况。那是1969年10月8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当晚7点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后，张云生从军委的收电中得知，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条(有关二炮的一条，不向其他单位传达，另一条是关于武器生产的，也不向部队传达)，并冠之以一个十分显眼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由此，全军各部门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叶群是要先斩后奏，以售其奸。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中共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此件送到毛泽东处，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了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以上中央文件及知情人记述证明：林彪的“第一号令”仅限于对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由此可以断言：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一事，非“第一号令”所能涉及，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有视林彪的‘第一号令’为疏散领导人原因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对“一号命令”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作用的任意夸大，应该加以纠正。何况，如例一所说，刘少奇于10月17日疏散到开封;同日，林彪也疏散到了苏州。“第一号令”于18日晚才形成并下达。显然，两者的因果之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疏散领导人一事，需要另找原因，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第二，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由毛泽东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安排的。
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及关于疏散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离京分赴外地、外埠的安排，均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判断。
当时的主要背景是中苏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定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举行。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前夕就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中央召开过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决定，从此，开展了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上旬，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到中苏边界谈判前夕，“党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怀疑苏联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党中央讨论决定，在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
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工作是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的。为此，周恩来让汪东兴暂时留在北京协助其事。关于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该项报告包括了以下的内容：中央集中到北京某地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林彪都在疏散之列。毛泽东到武汉(已去)。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后辗转于岳阳、湘潭、广州等地)。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原计划疏散到郑州，后接受本人意见改到邯郸。列入疏散计划的还有一些领导人。
综合当时的某些文字记载以及有关参与其事者事后的回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1969年10月，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迅速疏散到外地，是由中共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而不是林彪的“第一号令”的直接结果。这是在同一国际形势背景下发生的两件事，必须弄清这些实际情况，加以区别，这才是对重要史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在澄清这一基本事实的同时，决不能否认当时在执行疏散计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除了都用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