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逐步认识和主张纠正高指标错误，力争主动权
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昌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除了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外，还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进入1959年，由高指标导致的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日益严重。1959年1月6日上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基本建设和1959年计划问题。在谈到建设材料严重不足时指出：这是个大问题，各方面都出现了。工业出乱子，可能把整个国家计划搞垮。在谈到1959年计划问题时他指出：今年任务是量力而行，重点是把生产秩序调整好。(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8—1479页。)
经过第一季度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计划指标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更清醒了。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经济工作作说明时说：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看来我们原来规定的某些生产指标搞大了一点，基建项目多了一点，而原材料的生产是有限度的，不可能保证这样大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现在看得明白，如果不根据客观的可能来制定计划，就难免在执行的过程中作一些不适当的安排，造成一些人为的困难。其结果不是搞得更多，很可能是搞得更少。他指出：我们都想多搞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热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夸大人的能动性，制定一个人们难于实现的计划，那我们也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同样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2页。)4月29日、30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就计划指标问题又指出：现在还是议论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方法是按实际可能来办。根据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产多少就是多少，不要从上面来规定。最后，完成多少，宣布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07页。)
从苦抓计划，到“不要再议计划了，解决具体问题”、“主要抓措施”，《年谱》披露的这些内容表明，邓小平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有了更为切实、更加深入的思考。5月23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今年人心紧张，我们也累。工业生产计划大致已定，主要问题是督促检查，计划已放宽，取得了自由，现在解放出来了。精神解放了，免得天天紧张得很，取得主动。(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3页。)看来，邓小平对计划问题认识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取得经济工作的主动权，避免陷入抓住高指标不放的“死胡同”。他认为眼睛不能死盯着少数几个指标，而要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个大局。基于这一点，他在5月2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思想上应从1800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都要下调。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做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现在的问题是，究竟1800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眼睛只看到1800万吨钢，就会把全局丢掉，包括丢掉人心。(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5—1516页。)
从过于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到赞成“退够，站稳了，再前进”，邓小平对计划指标问题的上述认识，也大体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渐进认识过程。1959年五六月间，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降低钢产量，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朝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由于对“大跃进”的错误的严重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庐山会议之后，形势又发生逆转，“左”倾错误又继续发展。
五、对1958年工作和“大跃进”进行初步反思和评价
（一）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
随着经济工作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对1958年工作的评价问题。从《年谱》披露的内容看，邓小平在1959年上半年对1958年的工作有一系列的评价，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认为，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1959年2月1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说：对去年成绩的估计，大家是一致的，成绩是很大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去年是全面大跃进，各方面发展很快。(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
其次，邓小平认为，1958年工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浮夸风，其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1959年1月26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宣传问题时指出：宣传要鼓干劲，但要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去年在宣传方面确实有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现象。(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对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同时也不能言过其实，迷惑自己。去年下半年宣传工作有点浮夸，有不少是言过其实的。有一些事情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擦上了一层厚厚的粉，不光外国人，连我们本国人也不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报纸、刊物、电影中都有。公开宣传要谨慎，宁可做的多说的少，不要说的多做的少。(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90页。)他在6月4日、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
再次，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要虚心谨慎、实事求是，不断总结经验。随着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问题的逐步暴露，邓小平先前对经济建设的乐观估计变得谨慎起来。1958年12月3日，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出席周恩来召集的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时就曾发言指出：党对抓工业的经验不足，要形成比较完全的经验还需要若干年。总之，要实事求是！(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73页。)到了1959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体会更加深切，强调得也更多了。比如1959年2月1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谈到1958年的工作时说：缺点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另一种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引起注意。不要忽略这方面，要好好把这方面的经验总结一下。(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486页。)6月4日、5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在建设方面，还是要承认自己没有经验，虚心一些好。这一时期党内最大的损失是浮夸风，我们领导上有责任，这也是经验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虚心，实实在在研究问题。(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517页。)针对经济建设中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邓小平2月20日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开幕式上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指出：毛主席在八大会议上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教导。(参见《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