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胡德平写就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胡耀邦同志当年的改革思想，一些政策和措施出台的前后经过，都作了思想上的分析。书中有些内容，此前曾单独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经过了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定。近日，胡德平接受了采访。
改革思想是慢慢形成的
隐虹：“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您以此为书名，有什么特殊含义？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个大的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二个是改革应该怎么改，第三个是对30多年的改革现状如何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来对待。
有的人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概括为太平盛世，我也见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有这种说法。党中央也多次强调，现在既是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矛盾的突发期。目前，突发的有些矛盾还很尖锐，所以说太平盛世我觉得言之过早。对我们存在的问题，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观察，也很需要忧患意识，我们还需要对改革继续推进，遇到的问题还是很大的。
隐虹：先从您的第一个问题开始，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每个人都关心这个问题，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这种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有哪些明晰的观点，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
我这本书是以他这个人物为核心，把他有关的讲话、我的日记和有关的资料给整理了一下，比较侧重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他自己也说过这个话：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他是有局限性的。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我是觉得文革之后，在他们逐步进入国家领导岗位之后，明确认识到中国不能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旧路老路。我觉得这个思想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是有基础的，这一部分人是多大比例，我不敢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中确实有这么一批人，这是有基础的。
这些同志可贵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们经常考虑党的历史，经常和人民的实际要求结合起来谈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革命道路就和苏联不同，我们有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么特殊的历史。胡耀邦虽然没有上过井冈山，但是他就是在湘赣根据地、就在井冈山旁边的湘赣苏区最先参加的革命，以后才去的中央苏区。那几年的生活，让他从一开始就走向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中国的革命道路，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是不同的。
另外，在延安时期，胡耀邦又参加过整风运动。整风是我们党内总结经验教训很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学习过程。然后就是我们建国之后前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批判斯大林，党内的认识更有一个深化。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他说的农轻重，就已经和苏联的道路不同了。我觉得这些对胡耀邦的思想都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要这样改革，我就说是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已经明确意识到，苏联的道路未必适合于我们。一开始，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力度和深度还不够，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认识越来越深。也就是说中国不想走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很宝贵的一笔财富，我们是有预见性的，中国人考虑问题，确实不是教条主义，确实要负责的，我觉得胡耀邦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代表。
改掉计划经济体制
隐虹：第二个问题，胡耀邦是怎样改革的？
胡德平：在经济问题上，包括我觉得胡耀邦以及党内很多同志也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改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集权的是行政命令，主观性的，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说到这个的时候，他就说宋朝为什么会这么弱，就是集权太厉害了，每打一仗，前线的将帅们都要把布阵图画好送到朝廷，朝廷批准了才能打。
胡耀邦觉得，要改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要改的是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主义纯净度的这么一种体制。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
但同时他认为也要保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他在1983年全国职工思想政治会议上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他也知道管理者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搞科技，他在1975年的很多讲话中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胡耀邦老把民主和法治放在一起：作为执政党掌权，你要对全民负责，全民的利益你都要保证，但不是说没有矛盾了，没有斗争了，没有形势问题了，没有颠覆国家的行为了，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就讲民主法治。
隐虹：显然，他对这些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