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会议的最后一天（即8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公布的改选结果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第二位降至第八位。林彪上升至第二位，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但这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而刚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才两个多月的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却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陶铸(左)和曾志(右)、陶斯亮(中)合影
第一种版本是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据他说:“在选举常委时，邓小平得了全票，主席本来将邓小平排在第四位。江青虽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常委名单的排列次序却是她定的。这在党史上是罕见的。她说邓小平犯了错误，为什么还升了，过去第七位，现在第四位了。他的名次要在陈伯达的后面。她又说陈伯达太老实，压不住邓，陶铸厉害，调上去。本来陶铸的名次在第十一位，调到了第四位。”
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第二种版本是陈伯达两位秘书的回忆。他们说，在酝酿常委名单时，陈伯达位次“第四”。陈自觉自己不行，他特别害怕外事工作，便向毛泽东表示:“我书生气十足，这个位置对我不合适。”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掉书生气不就行了吗？”陈仍忐忑不安，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信，要他们向毛泽东说明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秘书感到很为难，这种事他们怎么能做和敢做呢？他们又说，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也表示了意见。周恩来跟毛泽东说，我如外出，谁来代替我？邓小平已犯错误，不能代替，恐怕还是陶铸好些。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就把陶铸从后面提到了陈伯达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