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归来的航空队，是受过多年航空技术训练的宝贵人才。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和刚刚起义飞到延安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刘善本、张受益、唐世耀等人，一道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
航空队临行前，朱德和康生等领导特地到中央党校为他们送行。朱德亲切地对大家说：“本来想让你们再多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为了准备打仗，需要你们迅速到东北去建立一支航空部队，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9月20日，航空队启程，经过西北、华北解放区，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辗转千里，直到1947年初，才胜利到达辽宁安东（今丹东）。他们在那里创建了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
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高登榜等人，则留在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马明方任西北局副书记，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张子意一直在中央宣传部门从事领导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先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他和高登榜均分配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随中央机关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方志纯回江西工作，曾任省长和省委书记。高登榜则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吉合曾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多年，熟悉军事业务，精通俄语。党中央原计划留他在延安总部工作，后因前方急需军事指挥员，他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曾任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1950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四年后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副部长。
据统计，这些新疆归来人员，“文革”前在地方担任省长、省委书记，在中央机关任部长，以及在军队担任军长、司令员者计20人左右。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空军部队，如沈阳、北京、武汉、兰州、广州、福州等军区的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大都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成员。
康生翻脸不认人，秦化龙、吉合遭噩运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新疆归来人员的大劫难。
每回忆起此事，劫后余生的秦化龙、吉合及他们的家人，总感到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噩梦。因为在新疆归来人员中，他们两家同康生夫妇的关系最为密切。
1936年，秦化龙的妻子韩福英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共青团员，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从事情报联络工作。当年，她千里迢迢从海参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正是康生接待了她。登记名单时，康生告诉她，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一律不用原名，必须隐姓埋名，并为她取名“小云”。从此，韩福英就以小云为名，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东方大学同一个班里学习，朝夕相处，接受训练。
秦化龙也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认识康生夫妇的，由于双方交往较多，友谊逐渐加深。1964年，秦化龙从上海警备区调到中央农林政治部担任代主任后，因工作关系，与康生也时有来往。“文革”初期，秦化龙担任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中央开会时，他们也常见面。然而在1967年秋，康生在一次红卫兵大会上，却同江青一起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他是新疆叛徒和‘五一六’黑后台”，并下令将秦化龙等关入秦城监狱。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连续审讯中，因疲劳过度，悲愤交加突发脑溢血，昏倒地上。专案组也不及时救治，从此，秦化龙落下了残疾。
吉合和康生的交往，比秦化龙夫妇与康生的交往还要早。吉合原名田德修，1925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取名吉合诺夫，曾在莫斯科军事院校和刘伯承同学，后到高级步兵学校中国班担任分队长。他是1935年在共产国际总部认识康生的，两人常在总部看文件、找资料。吉合留苏时间长，活动能力强，熟悉人员多，精通俄语，被誉为“苏联通”。康生为了拉拢吉合，影响留苏学生拥护王明当领袖，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和吉合套近乎。
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政治上不得志，只担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情绪低落。他或是在青岛、杭州装病住院休养；或是赋闲在家写字作画，玩赏文物字画，雕刻图章。有一次，康生突然心血来潮，特地挑选了两枚优质玉石，亲笔书写，亲自动手雕刻，为吉合夫妇精心制作了一对阴阳（凹凸）印章，馈赠他们，以示友好。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和林彪、“四人帮”为了打倒老干部，相互勾结，在全国掀起“揪叛徒”的恶浪，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作的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更不顾及同志情、战友情，完全否定了当年中共中央对新疆被捕同志作出的历史结论。吉合也是难逃噩运。
荒唐逻辑：马明方等人活着回到延安，必定是叛徒
1967年夏秋，康生指示成立“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康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新疆监狱被杀了，而马明方等人却活着回到延安，必定是叛徒。”
按照康生的这一荒唐逻辑，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揪“新疆叛徒集团”的高潮，大批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先后被囚禁。
专案组的总指挥是康生，重要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吴法宪忠实执行康生的意图，指示专案人员实行三班倒，日夜突击审讯，下令“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逼供信不逼供信的问题”。
马明方等在审讯时常常被整得死去活来，虽多次抗议，但他们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大革命时期就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历来尊称她为杨大姐，康生也不例外。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却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年迈体弱，且患有骨癌的杨之华被捕。专案组连夜突击审讯，逼杨之华交代被关押新疆监狱期间“叛变的罪行”。
1973年，杨之华病情日益恶化，多次要求保外就医。虽经周恩来干预，但专案组依然按康生指示不予批准。他们只允许杨之华的外甥女探望，不准杨之华与女儿瞿独伊见面，说瞿独伊是“新疆叛徒集团案”的同案犯，防止串供。杨之华在病危时告诫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专案组冷若冰霜，置之不理。最终，杨之华死在康生控制的专案组手中。
专案组中也不乏正义之士。有些人通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