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与“00000”
历史在这里交汇——一大会址，中国共产党最光荣的记忆；新天地，上海今天最时尚的地方……
5月7日是周末。“5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纪念馆里，歌声如潮，顺着歌声望去，一面面旗帜在汇聚，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一些年轻幼稚的身影在这里举臂宣誓、列队合影。
我懂了——岁月在这里并不苍老，历史在这里永远年轻。
这幢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是当时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楼下一间18平方米的客厅内召开。来自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出席了大会。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当时的中国，风雨如磐，列强蹂躏。然而，却有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承担起了国家的兴亡之责。在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他们以“老西”相称（英语里共产党的简称CP）。在他们的书信中，出现了“00000”——这不是密码，而代表“共产主义者”。
记者最近看到不久前披露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年约40位重庆青年宣告：“1920年3月12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成立时间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斗争的手段”，以及建立一支红军队伍的主张，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种理念追求和青春激情。
重读这一段历史，《共产党宣言》那振聋发聩的开篇之句响彻耳边——“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这里徘徊。
“南陈”与“北李”
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们，大都出生于殷实之家，不是豪门巨富也绝非贫穷子弟，他们都有自幼受传统教育的较好家境，陈独秀如此，李大钊亦然。
精神的纯度和人格的高度——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评价李大钊。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被人视为中国第一篇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而陈独秀更是了得——早在1920年，便在自己的住宅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样是成立于其宅内。正因为如此，他总被大家习惯地称为老先生、老头子，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独秀讲话，也只写一个“老”字。
有一首当时在青年中流传的小诗证实他们的名望：“南陈北李，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然而，在那个开天辟地的日子，偏偏最该到会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却都没有出现在那座石库门房子里，留下了“一南一北，双双缺席”的遗憾。“南陈”，当时在割据的广东政府当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忙于公务，只能派代表与会；“北李”则因率领师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增拨教育经费，遭反动军警殴打受伤也没能出席。直到1927年4月27日，“五大”在武汉召开，次日，张国焘用颤抖的语调宣布一个噩耗：李大钊惨遭军阀杀害。举座皆惊，默哀遥祭。
年龄与面孔
有一个数字让历史和我们的精神谱系鲜活起来——当时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恰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同样，也有一些面孔使历史沉重起来——久久面对这13位代表的照片，错愕于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当时，13个人为了同一个理想坐在一起，起身离去后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理解消沉与失意，但是却很难设想，就在这些党的创建者中，居然出现了叛徒与汉奸。
毛泽东曾在背地里给有的人起绰号为“洋房子先生”，他们住惯洋房，满口俄语，言必称国际，不乏金相玉质。然而，大浪淘沙，沙者，轻渺无根之砾也。根，就是灵魂，就是信仰。
诗人聂鲁达写道：“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尽管如此，他们的照片依然挂在那里，提醒着我们，历史不仅是凯歌和旗帜。
地理偶合与历史选择
那是个理论混沌的年代，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交叉重叠，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当时的政治、思想精英，主要活动都在法租界。记者在采访现地看到，巧得很，国民党的领袖和共产党的创始人，分别住在两条平行的马路，由一条弄堂相连，其住所近在咫尺。
但是，地理的偶合替代不了历史的选择。
那时的上海，也是个处处是江湖的世界。那些快意恩仇、额扎英雄结、抱拳称兄弟的华兴会、天地会、哥老会成为创建民国的基本力量。著名的女侠秋瑾就是天地会的白扇子（军师）。然而连续几十次碧血横飞的起义失败，使这些革命者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暗杀的道路，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