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了要推行他们那套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必然要同党的正确路线展开猛烈的斗争。他们以各种借口，打击排挤以至于从肉体上消灭不服从他们那套错误东西的同志。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各根据地党内发生的通病，从中央苏区到各根据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
西北根据地长期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民团的包围和分割之中，陕甘和陕北的环境、经济有着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随着当地条件而不同。我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就给我扣上“特殊论”的帽子。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倾。?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我被抓起来后，在审问我时，叫我说出反革命的活动实情。我说，“我的历史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去考查，有一点不清白都可以枪毙”。不承认就吊起来打。他们念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又吊起来再打，这样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讲。拷打几次之后，他们说:“你是最顽强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后方也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了？”
在把我打昏几次后，我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们审问时的情况和我的回答，关押在狱中的张策、马文瑞等同志都听到了。他们流出了泪水。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们的红25军的干部、战士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他们议论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还要救26军的同志。?
高朗亭(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说:1965年秋，他与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朱理治时，朱说:“那次错误肃反，我与刘志丹等同志本来无冤无仇，……受骗上当，铸成大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