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94年10月30日国务院授予夏衍同志“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并祝贺他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夏衍在谢词中说，我愿为我的国家和民族继续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王蒙：他非常地衰弱，那天是他说话也都很费劲，他那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住院住得很长时间了，实际上他每天低烧，据我所知这个老人遇到这个时间就是有点快不行了，当然医学我不懂，反正是情况不怎么好，你说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大病在发作也没有，但是也没法治了，治疗了。他说我现在担心一个事儿，我赶紧走过去了，因为他说话声挺小，我就走过去。他后来就说，说现在提出来是发展这个市场经济，咱们这些作家并不懂市场经济，也没怎么见过市场经济，他们能够好像把握这个生活的变化，和这种这个新的这个气象吗？我跟你说实话，我当时都觉得，哎呦，我说您都到什么份上了，您别操心这个了是不是，您能歇歇就歇歇吧，是吧。那作家一个笨的也没有，都机灵着呢，他们要想了解市场，他们自己会去想办法的，不用您老在那儿操心。
葛超海：他躺在床上，他就轻声对我说，他说我呀没有什么大病，我就是人老了，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本事，就是因为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我碰上两个好领导，一位是周总理，一位是陈毅同志。
解说：夏衍一直到他去世，他说话清晰，数字清晰，而且他不说废话。
王蒙：他说现在我想了想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打搅别人哪，给别人增加负担的事，但是我主要有一个缺点，我活的稍嫌长了一点儿，他说其实一个人活个七、八十岁吧，也就可以了，活到九十几岁吧，有时候难免给别人找一点儿麻烦，我想起来我很难过。你很难找着一个这么自觉的一个老头，你上哪儿找去啊，他会自责什么呢，说我干嘛活那么长啊，正常的活七、八十岁已经很长寿了。
解说：1995年1月21日清晨，夏衍吃早饭的时候就感觉不好，于是他找来子女，从容地分咐了后事。
沈宁：他（说）把我的骨灰撒到钱塘江，钱塘江当然好了，我们也遵守了他的愿望，就撒到钱塘江，搞了一个挺大的仪式呢，谢晋也来了，谢晋给他，一个船弄到一个船上，把我妈妈的骨灰和他的骨灰都撒到钱塘江了，然后呢谢晋还给他倒的酒。谢晋不是爱喝酒嘛，倒的酒，点的烟，搞得很隆重的。
曾子墨：夏公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了，他的美文却还常读常新，激励着我们后人，献上夏公一生中而的唯一一首诗以饗观众，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了的，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天快亮，我们诵赞我们的英雄，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疲惫了的圣·克里斯托夫，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啊你这累人的，快要到来的明天。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夏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