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建渊（夏衍秘书）：因为夏衍是在三十年代以后，对上海、对江青的情况最了解的一个，放不过他的，不能放过他的，因此这个时候冲击的是夏衍。
凤凰卫视2011年5月7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夏衍
曾子墨：1954年11月，夏衍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这年春节一曲被传唱了六百多年的昆曲《十五贯》，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再现于舞台，轰动杭州，也轰动了上海，正在上海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了戏后，决定让《十五贯》进京，在北京《十五贯》连演46场，观众达到7万人之多，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解说：这是一出创作于清初的昆剧传统剧目，剧中主人公因“十五贯”钱蒙冤，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申此案，最终拿获了真凶。当时，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办案当中也发生了斗争面过宽和主观武断，不重视证据的情况。
袁鹰（原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这个事情呢，周恩来总理听到了，听到这个事，是不是他看过，我不清楚啦，大概也可能看过。他觉得应该像这种司法公安部门，大家去看这个戏，至少你在判案的时候不要那么轻易，不要主观，要学那个况钟，一支笔三起三落，认真地来办案。
解说：快下班的时候，袁鹰接到一个记者的电话，转达夏衍的意思，总理讲的很重要，你们赶紧发篇文章配合一下，袁鹰马上写了一个短评。
袁鹰：他家里我也常去，很熟啦。他正在那儿请客吃饭，请几个老朋友在家里吃饭，一看我来，那几个朋友我也认识，有一些是上海来的，哎，正好来来喝点酒，喝点酒，我说我现在来不及喝酒，我说我主要一篇文章请夏公看一看，夏公马上就下来，就看，那边呢那桌饭，哪些人还在那儿喝酒。看完以后，他改了几个字，他说你跟总编辑讲，今天周总理讲话了，周总理讲话他不是简单地表扬一个戏，作为领导人表扬，而是他有他的用意的，因为现在正是办案当中，很多这种主观主义很多。
解说：社论中要引用总理的讲话，夏衍还很具体地交代袁鹰，通过新华社得到总统讲话原稿。
袁鹰：第二天见报，社论放在头条位置《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个是《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讲从一出戏写一篇社论，没有过的。
解说：《十五贯》给文化界带来的“百花齐放”的春风，夏衍开始大力组织不同题材的电影创作，他一边当副部长，一边还要坚持剧本创作，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夏衍接受北影厂的嘱托，改编鲁迅的小说《祝福》，这是他上任部长后的第一部作品，气侯他又改编了矛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和小说《红岩》。从1956年到1962年是夏衍电影写作的第二个高峰。
沈宁（夏衍之女）：晚上睡得很晚的，然后看文件，他工作效率特别的高，这人做事特别快，快得狠，他就把晚上公文都批了，都看了，要不就晚上就是看戏去，要不就是看电影去，就是那种审查。
解说：这张照片摄于1961年，周恩来握着于蓝的手，对在场的电影工作者说，她演了一个好妈妈，而这位“好妈妈”就是电影《革命家庭》里，于蓝饰演的母亲周莲。1959年，北影厂厂长汪洋，拿着水华导演根据《我的一家》改编的剧本初稿找到夏衍，希望他完成修改。
于蓝（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革命家庭》我那倒就只记得康生，当时候就说，这个人我怎么不知道，我就是在上海领导党的，我怎么不知道他啊，就是这样说。那你不知道的党员多了，就说这个人是假的，是冒充的，是炫耀自己的，宣传自己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那时候周总理跟邓大姐就知道，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革命中牺牲的烈士。
解说：夏衍将《我的一家》改编成电影剧本《革命家庭》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再次阻挠，他对夏衍说，回忆录歌颂的是错误路线，片子拍成了我也不看。
于蓝：他（夏衍）就这样说了，就说我们这个党史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是说，即使是在错误路线的时期，为党牺牲的人，我们也应该是记住他们，学习他们那种勇敢地为人民的事业，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夏衍一点也没有动摇，所以我觉得，这夏衍同志确实是很了不得的，他就是我们北影的一些人的那些个导师吧，我们这几个人，尤其我，张水华、汪洋都是特别敬重夏衍同志，什么事情都是请他去问的。
解说：《革命家庭》公映后，这位革命的好妈妈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电影《革命家庭》片段：你们这些共产党没有人性。你们有的是狗性。
解说：夏衍、水华因该片联袂荣获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于蓝荣获第二届莫斯科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于蓝：我自己还挺不好意思，就觉得没有什么，我个人说老实话，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确实就是在我自己就是在夏衍同志，这个他的创作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解说：1959年春迎接国庆10周年的旋风在电影厂愈刮愈烈，“大跃进”中盛行发射艺术“卫星”的做法开始抬头。周恩来听说后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要鼓足干劲，但也要留有余地，夏衍迅速果断地对故事片的“高指标”进行大幅度压缩，并将主要精力用于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上。
葛超海（原夏衍联络员）：夏衍就是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把整个的准备一些优秀影片，有一个目录请总理看，过目。总理看了以后说都很好，有当时很多的革命历史的题材的，反映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反映人民生方面的都有。但是他说好都是没有什么，很活泼的片子，娱乐性的片子，他说太严肃了，总理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他说最好有点轻松的、愉快的片子才好呢。夏公当时说怎么办呢，那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春天的了，离国庆还有几个月。周恩来提醒夏衍说，你不是刚去过大理嘛，能不能搞一个反映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片，这让夏衍想到了云南女作家赵季康和他的丈夫王公浦。
沈旦华（夏衍之子）：《五朵金花》是季康写的一个本子，他跟另外一个叫赵什么写的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不能用的，起先不是五朵金花是九朵金花还不知道是七朵金花。我老头说要把你这个拍完的话，上中下三部都拍不完，只能改成一部压缩到最低程度就是《五朵金花》然后就给他改。
葛超海：夏公就请作者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夏公一边办公，旁边还有作者在那修改剧本，这么着弄，写了以后，他这边弄了以后给夏公是马上给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