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命运的一夜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个雨夜。
陈占祥一家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
傍晚时分，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1964年，陈占祥一家于中山公园留影。
梁思成和林徽因20年代摄于美国。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大多数上海市民惶恐地张望着。
陈占祥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
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
陈占祥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陈占祥发出邀请，希望这位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
“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多年以后，陈愉庆回忆那个夜晚时说道。
3年前，正在英国留学的陈占祥接到北平国民政府邀请，回国编制北平规划。
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北上之路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
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
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夜深了，解放军开始入城。
“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陈愉庆回忆道。
但是，让上海市民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军队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战士们两三人一组，背靠背席地而坐，很快便沉沉睡去。
陈占祥看到了一支令人起敬的军队，他和妻子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去牛肉汤，但却被一一婉拒，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回到公寓内，陈占祥作出了决定，新政权值得托付。
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他并没有料到，这一夜，他的选择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一起做梦的日子
陈占祥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写信，并附上自己的履历，说明了自己对参加北平规划的愿望。
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
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陈占祥认为梁思成的回复代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一度积郁在心头的疑云片刻间消散了。
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月，陈占祥一家抵达北京。
梁思成很快就请陈占祥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
梁陈二人的首次会面可谓是一见如故。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一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陈占祥34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梁陈方案”一面世，就饱受批判，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解散，“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
陈占祥被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工程师。
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
“梁陈方案”的出炉，不仅没能让梁陈二人实现梦想，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