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少奇同志认识比较早。一九三七年，我刚到延安时，恰好和少奇同志一起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皖南事变”以后，少奇同志担任新四军政委时，我又在军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少奇同志奉调回延安，到党中央工作，我跟随军部领导同志一起送他到老黄河边。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少奇同志作为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楷模。初见面时，他就对我说：“要有一个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他的亲切教导，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工作，鞭策我刻苦学习。他那兢兢业业的品格，克勤克俭的作风，更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象学生反复聆听老师的教导那样，常常回忆起这些往事。
但是，十多年前猛烈刮起的一场风暴，把历史弄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审查报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勾结汪伪，背叛祖国，从而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目的。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不齿于人类。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崇高声誉。我是一个幸存者和当事人，觉得更有责任澄清历史事实，抹去林彪、“四人帮”泼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污泥浊水。
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声威大振。但是，由于敌伪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也由于新开辟的根据地尚未巩固，我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依靠征收公粮。虽然采取了二五减租、交租交息、合理负担、发展生产等政策措施，仍然保障不了部队的供给。最缺乏的是医疗器材、药品、布匹以及日用物资，因为这些物品必须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去采购。处于这种境况，加强敌占区的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支援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了当务之急。正是这个原因，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已入睡了。突然，一个警卫员叫我起床去见陈毅军长。陈毅同志见我进门，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了解敌情，早去早回。你有什么困难么？”我自知责任重大，立刻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他说：“好！你去见少奇同志，听他有什么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