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说过，看管者把他看成江洋大盗，其实他只不过是个文人。肇庆军分区有个“极左”干部，有一次母亲偶然把一顶印有毛主席字样的帽子放在树杈上，那人就严词训斥。父亲扯扯母亲的衣服，示意她不要做任何解释，只对那人说：“你有意见对领导说去。”
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现在回想起印象来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在肇庆时，父亲曾分别向我和蔚训、秀君等亲属谈到他“文革”开始到现在已经多年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做工作了，很想有一天能在大会上发发言，自己写的文稿将来能出出书，给决策者们作作参考，能再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样过去受我株连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恢复名誉后都能施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父母生活上的艰苦也让人难以置信。由于他们的工资早在1968年受到“监护”时就已被扣发，存款也被冻结，两位老人身无分文，以至于刚到肇庆时只能向军分区借款权当生活费用。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鸡蛋都很少有。3个月后，北京才规定发给他们每月一点“生活费”。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才买一条鱼或一点肉。两位老人自己做饭，料理家务。
我一共去过肇庆两次。回去以后他跟我谈得比较多，他的“肇庆文稿”的基本思想都跟我谈过，因为当时我终究是上了大学的，在新疆也比较爱看书。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坠机身亡。父亲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同年10月12日起，他开始秘密地写作一部近十万字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稿。这批理论文稿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在“肇庆文稿”中，父亲批驳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出当时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
在肇庆，父亲最大的乐趣还是看书思考，他一天的生活跟书分不开，看书、写笔记、写文章。我妈妈说，他写的文章太多，笔头快，把他的文章全部加起来，大概有五六千万字。
1974年夏天，“肇庆文稿”基本写成。父亲的外甥，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当教师的马文奇利用暑假，从上海过来。父亲让他誊写文稿。回到上海后，马文奇为便于分散保存，接连抄了3份，藏在3个不同的地方。抄完后，他从原稿不连接的3处抽出6页留下，作为证据，其余都按父亲的嘱咐销毁。
1976年9月，母亲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王震见到母亲说：“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写的稿子你千万不能烧掉啊，一定要保管好，如果不方便，把它放到我这里。”母亲就把一部分文稿寄存在王震那里。这样一来“肇庆文稿”才得以幸存、出版。
惟一遗憾的是，他想在“会上谈谈”的遗愿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让父亲迁居无锡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但信发出后，石沉大海，音信全无。1974年12月他又给中央写信，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28日，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这个要求虽然获准了，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已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迁居无锡是我的意见。
我回去探亲，父亲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无锡好还是苏州好。因为他对外面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我觉得苏州不好，因为当时苏州造**派闹得很厉害，武斗很凶。无锡要好点，造**派武斗没那么厉害。我还听说无锡自然环境比较好，在太湖边上。我就告诉父亲，去无锡吧。
1975年5月，父亲经中央同意迁居无锡。父亲写信要我回去帮助搬家，我特地请事假由新疆赶到广东肇庆。一到家，父亲就兴奋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6年的看管生活结束了，组织上同意我到江南定居、养病。”
1975年8月25日深夜，父亲身着灰色衣裤，脚穿圆口布鞋，戴一副深度淡边近视眼镜，拄一根木制拐杖，走下火车。我这次亲手扶着父亲从肇庆，经广州到上海，再转汽车到无锡。这时候的父亲已经解除了监护，恢复了工资，可以看发至县委的文件。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谈中共九大代表人选时，建议将我父亲作为反面教员选为代表，但那也算是毛主席表态给我父亲的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对我父亲就稍微好一点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到无锡稍事休息，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父亲对我说现在要是有一个文字秘书就好了，他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一用脑子，血压就升到二百，所以他在无锡没写什么，主要是把“肇庆文稿”修改了一下。
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
1976年清明节前后，邓小平被撤去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庭院里，不言不语。有一天，医生指着报纸对他说：“天安门事件，报上说是邓小平挑起的。”父亲听了说：“可能他还不知道呢！”
1976年4月以后，“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父亲这时已经患有冠心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尿路感染、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