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医疗小组的同志们为了防止出现急性左心衰竭，轮班守护在他床边，严密监视病情变化，可每当他睁眼醒来时，总会挥着颤抖的手对医护人员说：“你们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病情刚一缓和，他会十分过意不去地对负责治疗的医师说：“很对不起你们，我把大家拖累了，医院工作忙，叫他们回去吧。”由于抢救需，要拟用进口药，父亲知道后，把主管医师叫到床前，不安地说：“目前医疗条件已经不错了，不能搞特殊。”
1975年11月发病到1976年7月1日去世，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医疗从来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
他时刻记挂的是从庐山会议以后到“文革”十几年，“四人帮”剥夺了他工作的资格，他为没能报效国家和人民深深遗憾，要我母亲在他死后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作为交给党的最后一次党费。他还和母亲写下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张、刘
1976年4月
后来，根据父亲生前的遗嘱，母亲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母亲也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此外，为王震叔叔成立的教育基金捐出了所有存款。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上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惟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去和母亲见面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骨灰先放在储藏室里等着处理，上面没有写名字，只是一个白盒，有一张照片。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到储藏室，人家烈士的骨灰盒都是进正厅，不用说都知道是谁的骨灰盒。
4个月后，根据父亲的遗愿，我和妻子被“农对农”地调回江苏，又4个月后被调到南京晓庄林场，妻子廖蔚训当会计，我和在新疆时一样，仍然务农。
母亲后来告诉我，弥留之际的父亲，思念儿子，1976年4月便向中央要求把我两口子调近点，以便不时能回家看看……搞编自《南方人物周刊》口述：张虹生，撰述：周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