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党史》第二卷下册第991页）
党史二卷细节突破
作者：喻盈 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7月1日
部分内容参考徐进《〈党史二卷〉突破了什么》、李光《党史二卷出版：凝聚集体共识，难担突破重任》
《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历时16年编纂、审读后终于在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这本“官修”党史凝集了中共领导集体和党史学界的多数人共识，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敏感话题。
“虽然总体上维持在《历史决议》的基本框架之内，但是一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有变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史研究者韩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留意到了由细节构成的两点“突破”，并认为这是整个党史二卷中最突出的“新意”：
第一点是有关林彪事件的叙述。比如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按照过去中共中央的定性，被说成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很长时间以来，党史都按照这个结论叙述这桩事情。党史二卷却有了变化：它也提到了“一号命令”，却没有再作“篡党夺权预演”的定性。
再比如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等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一直被官方认定是“反革命政变的纲领”。这次党史二卷的表述与以往不同，具体说法如下：“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与会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设国家主席。一部分人主要从国家以往政治体制及现代大多数国家政治体制设置的考虑出发，仍主张设国家主席。”（《党史》第二卷第835-836页）韩钢教授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表明该事件的性质为党内正常争论，与所谓政治阴谋没有关系。他还注意到，党史二卷对“九一三事件”之前的“政变阴谋”，比较强调林立果在其中“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侧重叙述林立果的“小舰队”活动，没有涉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变化。
第二点则是对华国锋主政两年历史的叙述。党史二卷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复过去的结论，一个是说华“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一个是说华“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以往的党史著述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拖延和阻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党史二卷不再沿袭旧说，而是称：“党中央注意到广大群众的要求，开始着手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同时又突出强调要稳定局势和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党史》第二卷下册第991页）二卷还肯定了华国锋对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的支持，并承认华国锋同意解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问题，指示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
1998年3、4月间，北京春意正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批研究人员此时正集中在京郊昌平小汤山中直机关培训中心里，埋首对1995年初启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书稿做修改。这一次集中历时数月，稿件每修改出一部分，胡绳（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都亲自审阅、批改，并加以讲解。直至1999年初，这一轮修改基本完成，党史第二卷的第一个送审稿成型。
当时，这部著作的编纂者们虽然想到，这样的修改只是开始，但很难料想从这一稿到最终定稿，党史第二卷还将走过长达12年的反复讨论、审读之路。
这期间，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经过了四届领导班子的更迭，直到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才终于在迎接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与1999年60多万字的第一稿相比，它的字数增加了将近一半，达到近百万字的篇幅。
前后历时16年编纂的审慎、中央高层亲自拍板的“官修”党史身份，都使得党史第二卷的出版备受关注。它所记述的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重大失误。其中涉及“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多个敏感话题，历来争议颇多。中共中央如何看待曾经的历史曲折，如何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都可从党史第二卷的行文中得到反映。
书中坦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犯了包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以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三方面错误，并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否定。同时书中也强调，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党并不回避自己的错误，能够自己发现、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失误，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
经过反复修改，这部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自传”，党史第二卷“反映的是党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自己历史的整体认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语）。
时代周报采访多位曾参与二卷编纂的党史研究者，试图探寻这本“权威性”著作的成书过程、写作难点。在复杂的历史面前，“共识”如何形成？与此前出版的党史书籍对这段历史的表述相比，党史第二卷有哪些“新意”与“突破”？还有哪些争议被暂时搁置、留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最大公约数
“党史二卷既不是个人著作，也不是一般的集体著作，不是党史研究室写一本书就代表党史研究室自己，它是要代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党史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实际上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党史二卷执笔者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寻找“最大公约数”意味着吸收和平衡党内各方面的意见，也意味着漫长的磨合过程。因此党史第二卷历时16年之久才成书就变得很容易理解。
据章百家介绍，为了使书中的主要观点取得中央领导层与党史学界大多数人共同认可，二卷书稿的征求意见范围非常广泛，“所有主要的政府职能部分，各省一级的机构，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都看过，在党内征求意见的范围起码是两三百人，然后还有学界。反馈回来的意见各式各样，大大小小加起来上万条都不止，既涉及对大的问题的评价，也有很细节的问题。”修改的过程，反复核对、讨论、推敲，力求准确。修改后，又几次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