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而其理由则是：“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13〕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14〕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三、刘对大跃进的纠正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
从1961年春开始，刘的思想出现了四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
（1）强调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在党内反复强调。不过刘这时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部的欺骗，了解事实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谈到记者工作时就曾感叹道：“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15〕为此，他对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调研风格也表示了一丝不满，如他所说：“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
（2）要求解散食堂。
1961年5月，刘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宁乡，在与乡亲们的座谈中，刘除了承认中央工作有错误之外，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食堂发表微词，他的原话是：“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整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数的人都去作饭了，烧硬柴砍树，茅草不砍，小树砍得只是上边剩一点大的头，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把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17〕在同一场合，他对自己此前曾推崇备至的供给制也表示了怀疑。
（3）反对文过饰非。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一方面仍然认为当时的错误是在执行三面红旗过程中的缺点，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但同时第一次在党的会议上对所谓“一个指头”论表示异议，他说：“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8〕要知道，“指头论”的发明者便是毛泽东，毛与一些高级干部在庐山会议上反驳彭德怀的主要理由便是彭将一个指头的错误无限夸大了，因此是别有用心。也就在同一次会议上，刘还借湖南农民之口，第一次提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4）强调价格作用。
当时，刘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在一些个别场合还是流露出通过价格杠杆调节经济行为的思想。比如，1961年夏他在内蒙林区视察时，就谈到要通过价格来调节生产，他说“现在既要搞大木头，又要搞小木头，但问题是，搞小木头工资低，搞大木头工资高，小木头价格高，大木头价格低，我想在木材价格方面，可分两种价格：一种是收购价（出场价），另一种是销售价。收购价按成本和利润规定，销售价则按使用价值规定。收购价应当是小木头贵（因为费工成本高），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头的价钱降下来，小木头的价钱加上去。销售价则反过来，小木头便宜，大木头贵一些。这样势必使小木头不赚钱或者少赚钱，搞大木头多赚钱。大木头应当多赚钱，因为几百年才收获一次，不赚钱怎么得了！”〔19〕且不论这种办法是否可行，在“共产风”尚未完全平息之际，大谈价格作用即是大胆而可贵的。
正是经过这近一年的酝酿，刘少奇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逐渐清晰，并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刘在“七千人大会”上除了继续主张“七分人祸”论，反对“一个指头”论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1）重提民主集中制。如果对照一下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关于个人崇拜的言论，可以想象其思想的巨大变化。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公开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2）反对“左”比右好的说法。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内已形成“左”倾错误是好心办坏事的思维定势，刘对此种说法予以反驳，他认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