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的一名老兵。1940年5月加入共产党，现年已过90。
当时八分区所辖范围包括方山、晋源、清源、徐沟、交城、文水、汾阳、平介八个县，八分区是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通向全国其他许多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塞。1940年春反顽斗争结束后，八分区驻有决死二纵队、工卫旅、洪赵支队的八个团共1.5万人的兵力，贺龙领导下的特务团和决死四纵队亦在这里作战约三个月。所有这些部队在党的地下工作和其他抗日力量的密切配合下，跟日军反复作战，保持着八分区这条交通线的畅通，直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晋绥八分区也是日军进犯的重点，仅1940年的冬季大“扫荡”就达100天。日军在政治上搞强化治安，建立情报网，实行法西斯统治；在经济上搞封锁禁运，一切商品物资严禁向抗日根据地贩运。致使汾、文、交三县的中西川、东葫芦川、西葫芦川、屯里川、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等村庄的广大群众被杀害，就连和尚、道士也不留一个，制造了许多无人村。
1942年初，八分区地盘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军民没有棉衣穿，粮食很少，更吃不上油、盐、酱、醋、蔬菜，很多人得了夜盲症，站岗放哨时跌死跌伤许多战士和民兵。伤病员缺医少药。
面对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我们的党团结抗日军民，坚决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实行精兵简政，开展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大生产运动；调整领导，充实连队，组织武工队，划分小分队；给村干部、民兵、积极分子发枪支弹药，发动群众自制土炸药、手雷、地雷，展开地雷战；同时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反汉奸、反特务、反间谍、反维持会的群众运动，利用亲朋关系选派一部分积极分子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的情报。
由于采取了上述诸多灵活措施，在敌人据点周围展开游击战，在三个月内就歼灭日伪军360余人，挖除敌人的140余个特务，使敌人龟缩到据点和碉堡里，成为聋子瞎子。到1943年9月，根据地恢复到原来的70%，敌占区的地下交通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
期间，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干部要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党的七大代表要到延安参加七大会议，抗日军政大学2000余人要从太行、太岳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去。以上人员都必须经八分区才能到陕北。八分区的党、政、军民精心安排，密切配合，完成了护送任务。通过敌占区时做到隐蔽不露，吃饭有人做，要牲口有人找，走路有向导，住宿有人保，有人给化妆，有人给办理证件，有接有送。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杨尚昆、薄一波、陆定一、何长工等主要领导和数千名干部，都是在敌人眼皮下秘密地通过敌人封锁线的。
到1944年，我们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权，打下了峪口、横泉、屹洞等地。此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组织了军事观察组，随同战地记者到八分区观察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日作战。我八分区司令部在司令员罗贵波领导下，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安排，八分区所有部队密切配合，在农历八月十五一夜之间袭击了汾阳飞机场、火车站、火柴公司、东关、南关这些日军据点，攻克了日军的大本营，半夜打下了协和堡，仅协和堡就打死和俘虏伪军50余人，歼灭日军30余人，还活捉了3个日本兵。到天快亮时又打下交城县的日军据点。
国际观察组和记者，把八路军在八分区等地的抗日作战事迹，在美、英各报刊作了报道。当时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本是中国战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就因为观察组和记者报道后，向蒋提出国际援助物资应给共军分一部分，结果引起蒋的不满，在蒋暗中操控下被革职回国。电影《扑不灭的火焰》就取材于八分区军民的抗日斗争。
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八年间，为坚持八分区这条交通线，许多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我的粗略估算，牺牲的游击队员、民兵、党政军干部和被杀害的百姓在两万人以上。就我知道的领导干部牺牲的有八分区副司令员兼二纵队副司令员刘德明(原陕北红军)、八分区专员顾永田、支队长(正团级)周平、谭公强、刘森唐、晏显升，分区作战科长赵永德，八分区参谋长吕怀忠、团长王何令、县委书记胡光、县长王冰、区长贾石亭等同志，还有著名劳动模范杜保元，著名战斗英雄蒋三、蒋四兄弟，还有从死亡战线上救过我的王天福、杨德法两位老排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