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被城墙围着，以把外国商馆与周围地区隔开。
清道光二十五年腊月十八日，也就是西历1846年1月15日，广州知府刘浔乘坐一顶蓝呢大轿，在鸣锣开道、“肃静回避”中前往府衙。抵近那座蹲据石狮子的建筑时，衙役、轿夫们发现，一个“粗野的苦力”正大模大样地坐在路中间，挡住他们的去路;临近街市还聚集着几千围观市民。
这个近乎挑衅的举动，让刘浔又惊又怒。在他的喝令下，衙役们一拥而上，“揪住苦力的头发加以殴打”(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但，出乎他的意料，几千市民纷纷鼓噪起来;他们斥骂刘浔，“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广州府志》)……
刘浔惊恐不已。他意识到，他与英国人秘密接触、商议入城事宜的消息，已经泄露出去了。正值入城纷争持续几年、千万广州市民群情激昂之际，此举不啻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赶忙命令衙役们带上那名苦力，尽快回到衙门。
然而，几千民众不肯放过他。轿子又一次上路后，他们不依不饶地一路跟随。片刻之后，在府衙门口，“退却演进为一场骚乱”。魏斐德后来写道：“民众把卫兵推到一边，跟着他涌进衙门。一些人甚至闯进他的住所，烧掉了他的官服。他们大喊大叫，‘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
在大群乱民气势汹汹的追赶中，刘浔从后花园侧门逃了出去，躲进广东巡抚黄恩彤的府邸。入夜时分，两广总督耆英也赶忙贴出榜文，宣称刘浔已被罢职。然而，这一切无法安抚愤怒的广州市民。深夜，他们依旧游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并且宣称，只要天一亮，他们将洗劫城外的十三行，并袭击那片大约21英亩、几乎与世隔绝的旧商馆里的三百个洋人。
码头与“Cities and Towns”
1843年6月4日，当爱新觉罗?耆英抵达广州、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办理广州开埠通商事宜时，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耆英接触“夷务”始于1842年春天。这一年，战火从广东蔓延到浙江，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定海沦陷、镇海丧地、宁波失守、慈溪易帜……在六百里加急的马蹄声中，耆英由盛京将军转任杭州将军，主持议和谈判。乍浦、吴淞、宝山、上海相继陷落后，他与浙江巡抚刘韵珂“相对而泣”;在写给皇帝的奏章里，他表达着自己的痛苦与两难，“战无长策，惟有羁縻”，“而羁縻又无从措手”(《筹办夷务始末》)……
但他很快从“战亦难”、“和亦难”的悲观中摆脱出来。8月24日，在南京仪凤门外静海寺，他见到了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尽管翻译马礼逊不断恫吓，但他发觉璞鼎查并非蛮横无理之辈。五天以后，8月29日，当他踏上下关码头附近的康华丽号战舰、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英南京条约》时，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
这份共计十三条、后来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文件，第二款这样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耆英后来强调说，按照中文惯例，所谓港口指的是城外的码头;而在璞鼎查等人看来，它泛指港口所在的城市，即条约英译本的“Cities and Towns”。这种语意分歧，为耆英赢得了折冲樽俎的空间。
当年九月，耆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办闽浙两省开埠通商事宜。在他的主持下，马拉松式的《五口通商善后条款》谈判进行着。璞鼎查坚持入城，并“自择基地、建造夷馆”;耆英则不断诉苦，他说，该条约已得到皇帝的御览，出尔反尔的话，谈判很可能破裂;他半是劝告、半是恫吓地提醒，洋人大举入城的话，华洋冲突势在难免，中国民众也必将“群起而攻之”……
在耆英的软硬兼施中，璞鼎查让步了。不久，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租借何地，“英国管事官每年应通报中华地方官，转报立案”;也就是说，大举进城、“自择基地”的蛮横，被双方会商、公平租借的措施折冲了。
耆英趁热打铁。很快地，被紫禁城视为又一个胜利的妥协出现了：中方提出设立专门的租界区，限定界址、“不许逾越”;在一份秘密奏折中，耆英谈到，这是以往广州商馆区的翻版，这么一来，不仅可避免华洋杂居，祖宗的旧例成法也可延续。而在璞鼎查看来，经营一个“国中之国”，也比散居在各处城乡更加安全、更为方便。于是，在双方的皆大欢喜中，又一个协议达成了……
两个回合下来，耆英被视为“夷务干才”、一代能吏。满朝沸沸扬扬的赞叹之外，对臣子一向殊少褒勉的道光皇帝，也认为耆英长袖善舞、“事无不妥”。正因此，1843年初夏，在广州入城纷争久拖不决、华洋冲突愈演愈烈之际，耆英才被派赴广州，接手开埠通商事宜。抵达广州不久，他很快贴出一纸榜文，宣称洋人将不日入城、开辟租界;他并且警告说，倘有妄言抵制、聚众闹事者，他将毫不留情，一概“明正刑典”。
社学与“公所”
这个马蜂窝就是遍及广州城乡的社学、团练与“公所”组织。
在鸦片战争期间，在举人何玉成、梁廷栋，秀才李芳等人的号召下，番禺、南海两县的乡民就以“社学”名义，组织了十余个团练局。比如石井村“升平社学”拥有乡勇三万六千余人，白云山“东平公社”有乡勇九千余人。十几个社学控制了广袤的广州郊县。
1842年9月，几乎是《南京条约》刚刚签订、洋人行将入城的消息初初传来，社学领袖们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抗议。几个月之内，“告示一张接着一张，流言一起接着一起”。无奈之下，12月2日，两广总督祁贡只好委托几名举人召集满城士绅，“澄清原委、诉诸公论”;但，不等召集人把话说完，几百名与会者纷纷斥之为“狡言妄辩”、“一派胡说”，集会不了了之了。
紧接着，12月5日，几名英国妇女造访了只有男人居住的旧商馆区，这似乎证实了洋人行将入城的传闻;随即，12月7日，一桩人命官司更引发了一场全城性的大骚乱。
这一天，在商馆区附近，一名东印度籍水手因口角持刀捅死了一个中国水果摊贩。消息传出，广州舆情哗然，几万人涌向了商馆区。乱哄哄的围攻后，一把大火把渣甸洋行的义和馆、荷兰人聚集的集义馆以及新英国馆即保和馆烧为灰烬。随即，破坏的快感与顺手牵羊的狂欢，也迅速地蔓延开来;次日中午，几百名中国士兵赶来时，依然有许多人在冒烟的废墟中翻检物品……
处决十名祸首、赔银26万余元，是广东当局给英国人的交代;与此同时，官员们没有追究东印度水手的人命官司。不难想象，在这片千年不变、视杀人偿命为天经地义的土地上，此举将引发怎样的愤慨。一夜之间，几个衙门声名狼藉。一夜之间，社学领袖成为广州真正的主心骨了。他们不断串联、集会、张贴告示，排外情绪如火如荼。
1843年初夏，一道解散社学、“无废常业”的诏书，到达广东各级衙门的案头;几天后，耆英也贴出了准备让洋人入城的榜文。但已经来不及了。社学迅速转入了秘密状态，影响不仅没有削弱，相反更同仇敌忾、更有号召力。在耆英贴出入城告示后，迎来的是几十万人排山倒海般的抗议。
大门口的陌生人
“几十次请愿，几百场集会，上千张告示，一下子冒出来了……”魏斐德后来写道，“在这样的声讨中，耆英吓坏了。他只好告诉英国公使璞鼎查，现在不行了，百姓情绪过于激烈，只能等公众的感情有所改变再说……”
那么，如此强烈的排外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呢?广东绅民为什么视外国人为“番鬼”、“不以齿于人类”，而坚决抵制与他们同城而居呢?
一切都只能追溯到长达二百年的隔离政策。远在明崇祯十年也就是西元1637年，对洋人的种种人身限制就出现了：各国商人只能居住在城外的“夷馆”;不得离开夷馆散游;不得在岸上过冬;不得携带妇女上岸;不准乘坐轿子出行……凡此种种，使那片21英亩大小的商馆区，不仅长久地与世隔绝，而且显得阴森诡异，仿佛鬼影憧憧。
欧洲人是“兽面羊眼”，他们雇佣的印度水手是“番鬼”，至于黑人随从更是低贱的“黑鬼”。他们死皮赖脸地要与中国通商，不仅“生性嗜利”，而且也因为他们长期茹毛饮血。没有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他们就要活活胀死、病死，以至于绝种灭族。
他们没有文字、不讲礼仪。他们番话就是“鬼语”。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嗜利”，他们而且“好淫”!他们的妇女袒胸露背、人尽可夫，他们还一心一意要勾引中国的女人们!他们的传教士会使用一种魔法，即使再规矩的良家妇女，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廉耻尽丧、失去贞操。倘若准允他们入城，平静的、文明开化的广州，将很快沦为杂种遍地、几非人间的蛮夷之城……
他们甚至认为，洋人连生理结构都和中国人不一样!
又何止是愚夫愚妇们的偏见?以林则徐为例，这个晚清名臣、后来被大书特书的民族英雄，在初抵广州的日子，不也相信只要禁绝茶叶、大黄的出口，洋人们就会乖乖地俯首听命么?他不是也曾认为，英国士兵“腰直腿硬”，只要用钩镰枪钩倒他们，他们就“仆地不起”么?他的误解与狭隘，难道不能折射广州绅民的普遍观感?……
在比邻而居二百年之后，这些漂洋过海的欧洲人，成了“大门口的陌生人”。在这样的轻蔑、敌意与恐惧中，百万市民群起抵制入城，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官员试图以秽物破除洋人的“妖法”，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这是中国近代史最吊诡的一幕：那些从未接触过洋人的通商口岸，居民们尽管态度冷漠、心怀厌恶，但大体还保持了克制态度;恰恰是在与洋人最长期交往、本应最熟悉他们的广州，入城纷争延绵不绝，如同洪水猛兽。它折射了中西交往史、乃至一个古老帝国在夕阳晚照中混沌的一角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