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话实说邓小平》一书中，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回忆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汪东兴按毛泽东指示，秘密转移到了东交民巷，使“四人帮”冲击、抓走邓小平的企图落空。本文内容即来自这篇回忆文章。
毛泽东指示转移邓小平
1976年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曾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便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于是，汪东兴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且要警卫局参谋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
汪东兴告知不要出院门防冲击
邓榕回忆：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3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10口人，一起给父亲送行。父亲走后，大约5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又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绝密生活
邓榕回忆说：在东交民巷17号，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
然而，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泽东批准回家团聚
据邓榕回忆：母亲住院时获悉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想，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正好此时，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要争取和家人团聚。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了。(摘编自《人物汇报》《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