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的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根据当时南京发表的官样文章来看，蒋介石之所以下野，乃是为了“弭战消兵”；而李宗仁之上台，亦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但实际上蒋的“引退”，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董显光承命所著的《蒋总统传》就毫不隐讳地说：蒋“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一页。)
在这里，蒋介石还翻了一笔旧账，说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蒋介石在徐州为孙传芳、张宗昌打败退回南京，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忽然打电报给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宁汉合作，“建议宁汉双方中委在开封举行会议”。蒋以兵败，不欲以低姿态参加开封会议，对冯电迟迟不复，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三人则以为不宜辜负冯的好意，并主张宁汉应当合作，遂于八月八日由李宗仁带头电冯玉祥云：“对今后党派，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关于促进党内团结，似以召开四中全会为宜。”蒋虽签名其中，但名列第四，蒋那时误会李宗仁存心迫他下台，遂于八月十二日由南京去上海，发出通电下野。结果五个月后，蒋又在四中全会上海预备会议中被推复职，有过此次经验，蒋认为历史将会重演。
正因为这样，所以蒋家官书承认蒋此次下野系暂时引退。“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位。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蒋总统把职权交与副总统代理，系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段之规定，并根据此一段之规定颁发文告，请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三页。)最后一句，意即暗示“以党控政”。这样，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照惯例，就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审议，然后方可付诸实施。蒋“引退”以后，仍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中央军”。当时蒋的“中央军”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而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且直接在汤恩伯控制之下，情况如此，李宗仁自难握有指挥整个南京政府的统一权力。
一、府院分裂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重启和谈于一月二十二日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1886—1973，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896—1979，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1949年国共和谈时，被委派为国民党代表，因其系“CC派”主战分子，被中国共产党拒绝。南京解放时，彭昭贤随国民党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共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此外又派邵力子、甘介侯(1896—1984，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12月，被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后留美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多年。)先后去上海，分别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1877—1950，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黄炎培、罗隆基、张澜(1872—1955，曾留学日本，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止。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民主人士，请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赞助。
由于李宗仁所采取的行动，一月二十三日，听到中共广播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为了进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诚意，特饬行政院：(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这就是所谓的“七大和平措施”。
这些措施，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但是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李宗仁此时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所以承认以毛泽东主席所提八条件作为和谈基础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也未经孙科过目。结果李电发出以后，溪口即有长途电话同孙科接触。孙科唯蒋之命是从，一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一月二十九日，农历元旦，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向李宗仁建议，代总统应于是日慰劳首都卫戍部队，以示体恤前方将士之意。但原定每名士兵发给现洋一元，因中央银行南京分行没有现金，未能拨付，因而慰劳之举，临时作罢。是时留在南京同李宗仁度岁的国民党元老，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前司法院院长居正两人而已。
是时在溪口同蒋介石在一起的除蒋经国外，还有张群、陈立夫、郑彦芬、黄少谷等，蒋介石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常会移往广州举行，俾与孙科的行政院密切联系。蒋作此部署，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与中共进行和谈。
一月三十一日，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签订十三项协定，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在国民党内起了一定的影响，如浙江省主席陈仪，就曾想以北平解放的方式，要汤恩伯在上海照样炮制。汤密报蒋介石，蒋开始对陈仪异动密切注意。二月二十一日，汤诱陈去上海，指为“通共有据”，加以逮捕。此事始终未使李宗仁闻知，成为蒋、李交恶的因素之一。
二月一日，李宗仁欲作最后的努力，挽留孙科内阁回到南京，特于上午九时专机飞沪。同行者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龙华机场降落时，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方治(1897—1989，国民党重要的党务活动家、CC系把守宣传口的主将。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要职。1949年退居台湾。)、潘公展等人迎接，孙阁成员竟无一人到场。李宗仁先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一一〇五号黄绍竑宅休息。十时许，李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1878—1960，近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一日下午三时半，李宗仁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暨其他内阁成员举行会谈，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孙科说，一周以前，共军前锋已到浦镇，南京正在共方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决议二月四日迁往广州。自是府院分裂。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行政院迁去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二、陈诚呼吁“党内团结”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 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先后以“代电”和亲笔信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顾复函云：
“德公代总统钧鉴：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 二月一日。”
顾祝同把释放张、杨一事向陈诚、张群身上一推，因此李宗仁又再电陈、张请他们负责办理。二月二日接陈诚复电云：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陈诚所以指名要程思远去台，因为陈与程有过一段历史关系。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举行临全大会后，蒋介石要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嘱当时在军事委员会当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在广西干部中荐人参加，白提出韦永成、程思远两人。后来三青团成立，陈诚是书记长，胡宗南是组织处处长，康泽(1904—1967，黄埔三期毕业，著名特务。 康泽是中华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复兴社的名字就是康泽取的。康泽亦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三位创始人之一(另外二人为刘健群、陈立夫)，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也是由他建议而被采纳的，其受蒋介石之宠信可见一斑。)是代处长，程思远被派为副处长，因此陈、程曾一度共事。
二月四日傍晚，程思远飞抵台北。陈诚派省府新闻处长吴锡泽到松山机场接程到圆山饭店安顿。
二月五日，陈诚邀程思远到夷平南路一一九号他的私邸便餐。席上有贺衷寒和陈诚的心腹柳克述、何联奎两人。一见面陈诚就对程说：“有许多事在电报上不好谈，所以请你到台北一行。”饭后，贺衷寒等告辞，陈邀程到休憩室饮茶，对程说，此次邀程来台，并非专为张学良的事，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谈谈，但是此刻还是先从张事说起。张学良现在幽居新竹，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至此，陈特别提醒程思远说：“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程明知释放无望，认为不必有此一行，当即婉辞。
八日，程思远正在圆山饭店同何浩若谈话，陈诚来访。何忙退出。陈对程说：今天我们谈谈时局问题。当前和战未决，局势非常危险，我们能否安然渡过难关，首先看党内是团结还是分裂。
陈诚继续说：“蒋先生‘引退’后，李德邻先生是团结的重心所寄，而宪法又是我们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宪法所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行政院院长尽管由总统提请任命，但前者应向立法院负其责任，所以国家元首有什么决策，应提请行政院协商。
“可是，李代总统在十日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同意以共方提出的八条件为和谈基础。这是一种重大的决策，事前未提中常会讨论，犹有可原，但未经征询行政院院长同意，更没有由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这样一来，一个所谓‘责任内阁’怎么能够负起责任来呢？孙哲生(孙科)为此表示不满，把行政院迁往广州，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陈诚建议：“以后李德公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似应指定几个专家先行研究，考虑其利害得失，再行付诸实施。人们现在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过去蒋介石是独裁的，现在李宗仁也不民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目前政治情势空前严重，必须全党一致，上下一致，团结奋斗，方能支撑危局。若要达此目的，德公应当经常派人到地方去联系，地方也应当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
二月九日，程思远偕翁文灏从台北飞抵上海。
三、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
程思远二月九日抵上海时，前安徽省银行行长张岳灵到机场迎接，告知程思远，李宗仁于八日从南京来上海，住林森路黄绍竑沪寓。程当即趋访，发现李宗仁表情严肃。后来才知道：李打算由甘介侯领衔组织一个私人代表团，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欧元怀、侯德榜六人为代表，去北平试探和谈。可是中共方面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平。因此原定代表团于二月八日飞平之议，只好取消。李宗仁到上海后，续与各方联系，最后推定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旋得北平军管会叶剑英主任同意。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前往。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试探和平之举，对于李宗仁帮助很大，诚如章士钊、邵力子后来在致李宗仁书中所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之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而有余。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经过章、邵上面说明，我们才豁然了解，最初，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国民党四分五裂，李宗仁有无谋和的能力，实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后经章、邵等多次解释，然后中共中央才决定以李宗仁为和谈的对象，然而李氏卒未接纳和议。对此，李宗仁后来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从海外回到祖国，在机场所发表的《回国声明》中，表示“颇感歉疚”。
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二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半由龙华机场起飞，随同前往者有：李宗仁派往北平担任联络工作的黄启汉、刘仲华，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还有金山。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村与技师雷仲仁等同行。代表团且受邮局之托，商量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专机于下午二时一刻到达青岛，因机轮破裂，在青岛住了一夜，十四日下午四时半才飞抵北平。叶剑英将军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在机场欢迎，并招待各代表住于六国饭店。
二月十五日，叶剑英将军到六国饭店，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作初次晤谈，当晚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除董必武、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外，傅作义、邓宝珊(1894—1968，民国纵横西北几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陆军上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甘肃省省长，于1968年11月27日卒于北京。)也被邀参加。席上交谈甚欢，气氛融洽。
关于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很快就作了初步的决定，当由金山去天津，负责协商招商局通航问题，并去电通知上海。上海所派的航业代表魏文翰、周启新、姜克尼、俞惠方等四人，也由沪乘“大上海”轮赴津，以便面洽。
十七日晚上，中共方面开了一个晚会，对代表团表示欢迎。北平副市长徐冰讲话时，表达了诚恳的言和之意。其后，叶剑英将军又分别与四老详谈。十八日，又由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邀宴，会后再作深谈。次日，李宗仁即从黄启汉、刘仲华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四老当晚的洽商情况。
其时中共中央在石家庄，四老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之邀，于二月二十二日乘机前往，傅作义、邓宝珊同行。他们分别同毛主席、周副主席会谈多次。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关于共方和平代表人选及双方和谈地点问题，大概在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可以决定，并就南北通邮、通航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代表们于二十四日下午返平，带回毛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
各代表在北平继续和叶剑英将军商谈关于正式和谈时间、地点及南北交通等问题。二十七日飞返南京。
代表团的专机于下午二时二十分降落明故宫机场，于右任、童冠贤、居正、吴铁城、白崇禧、何应钦、翁文灏、吴忠信、张治中、徐永昌(1887—1959，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在台北去世。)、桂永清(1900—1954，国民党将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病逝于台湾。)、张耀明(1905—1972，1924年春经于右任介绍入黄埔军校第1期。抗战期间多次立有战功，参加台儿庄战役。抗战后晋升为陆军中将，出任南京首都卫戍总司令，继关麟征后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9年12月乘飞机去台湾，终生未被录用。)、张镇(1899—1950，国民党军上将。黄埔一期学生。1932年任委员长侍从室上校侍从副官。参加淞沪抗战，长沙会战，表现英勇。1941年晋升为中将宪兵司令。 1950年2月在台北病逝，终年51岁。)、邱昌渭、范予遂等和各界代表多人到机场欢迎，代表团发表谈话云：
同人等此次以私人资格访问北平，历时两周，迭与中共领袖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诸先生共同或个别洽谈。中间并应邀赴石家庄一行，承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将军延见，就和平谈判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次任务已告终了，因此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并承中共诸领袖恳挚款待，尤应附致感谢之意。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代表团下榻于首都饭店。当日下午五时，李宗仁往访四老，他们即将毛主席的信转交。当晚李宗仁在傅厚岗六十九号官邸设宴招待代表团。次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联名欢宴。代表团逗留南京三日，然后回到上海。
这就是李宗仁试探和平所得的结果。
四、行政院迁返南京
二月初，李宗仁在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同时，又暗中在打联络广东地方实力派的主意，欲借此孤立孙科，迫其将行政院迁回南京，以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
时适白崇禧电邀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备战措施。二月四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回到汉口。两黄一白，相与商讨时局，黄绍竑在发现白对蒋的态度有了变化，竟主张缓和溪口。于是黄责白：谋和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自此黄、白不和。
二月五日，黄绍竑、黄旭初联袂飞抵南京晤李宗仁。李对当前处境，有所说明，主要是溪口操纵，广州背弃，府院分裂，一筹莫展。谈到和议时，李宗仁以为最好能做到隔江分治。对于这一点，李、白是一致的。黄绍竑说：在强弱悬殊的形势下，要搞一个分治局面是办不到的，且中共既然做得好，则吾人尚复何求。李默然。
二月八日，李宗仁命黄旭初访问广东。九日，黄携李宗仁函访孙科、吴铁城。孙表示：初到此地，布置未妥，一时不能即返南京。黄在广州四天，分访张发奎(1896—1980，中国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任广州行营(后改行辕)主任。1949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7月辞职，去香港定居。)、余汉谋、薛岳、陈济棠、李汉魂(1894—1987，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游历考察欧洲、拉丁美洲二十多个国家，1949年春回台湾，出任台湾当局总统府上将参谋长，后任内政部部长。)等，谈得很投机。十二日，黄旭初飞返桂林，立以长途电话报告李宗仁： (一)孙科不返京；(二)由于张发奎热心联络，余、薛、陈等均一致拥护代总统，团结两广；(三)广东首要均主张罢免孙科，改组行政院；(四)留粤立委受CC影响，主张在广州开会；(五)溪口经常以长途电话指挥广州党政机构。
张发奎等当于二月十二日派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李汉魂和广州绥署秘书长陆匡文(1892—1964，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45年起任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政务处中将处长，广州行辕民事处中将处长，广州绥靖公署中将秘书长。1949年到台湾。)飞南京见李宗仁。张在给李的信中表示：务求党内进步分子一致团结，充实革命力量，加强领导中心。李汉魂到南京后，李宗仁即改任他做总统府参军长，成为李氏身边的得力幕僚，与程思远、邱昌渭、甘介侯等有“四大金刚”之目。李汉魂所遗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由李宗仁改提陈济棠担任。
二月十二日，李宗仁请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童冠贤飞广州，劝行政院返京办公。次日，于、童返京复命，未能完成任务。十四日，李宗仁命令内阁回京，孙称病不应。此时，李宗仁命程思远专机飞沪迎何应钦入京，张治中也应召由兰州返宁，翁文灏也从台湾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在上海的立法委员联名电责孙科渎职，监察院首先宣布在南京复会。并且上海、南京的报纸都赞扬李宗仁致力和平的行动，并要求立法院在宁复会，行政院返京办公。
蒋介石看到形势的发展，对他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做法不利，于是邀阎锡山到溪口去，由后者提出一套改善府院关系的具体措施。阎锡山是于二月十七日到溪口的。蒋经国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
阎百川(阎锡山)先生到溪口来，我奉命接他上妙高台过夜。他同父亲谈今后党政军改造的意见。……
阎先生又向父亲表示：中央政治委员会代委员长，应在国府与政院之外另选一人担任，使能调剂府院，不生冲突。父亲当时的主张：
立法院仍设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官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有意调换孙院长哲生，与其另找人选，协调府院，倒不如釜底抽薪，由李宗仁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
二月十八日，阎锡山回到南京，即电蒋云：
奉化总统蒋钧鉴：实行宪法上规定的府院职权及党的政治会议职权，德公极表赞同，且认是必走的轨道。希望行政院政务会议重要部分主官及主要办事人员早日回京。至备战言和，德公尤表赞同，并盼备战上早有积极的行动。山感到德公对山与钧座所谈，极表一致，且认为必须目标一致，行动一致，才能备战言和。至规定和的限度，亦应一本府院政治会议三机构职权决定之。此电系在德公官邸所拟，经德公亲阅，并陈。阎锡山叩筱申。
根据上电所述，表明了阎锡山愿意出来缓和蒋、李之间的矛盾。但他后来究竟没有当成政治委员会代委员长。
那时蒋介石对李宗仁又拉又吓，对阎锡山说的一套是拉，而对刘为章说的则是恐吓。蒋经国在十九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上午，父亲约见刘为章，谈半小时，直告其：李宗仁以毛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何能言整顿纪律，振作人心。并嘱转告白崇禧：现在系李当政，彼为李之切近左右，更应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为倡导，以巩固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否则上行下效，何以为人长上。
这些话，表明蒋介石对李宗仁承认以毛主席提出的八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事，此时犹有余愤。对白崇禧则严厉批评，不留余地。
二月二十日，李宗仁突飞广州，向孙科伸出合作之手。这是蒋介石和孙科事前所不及料的。下午一时半，李所乘的中美号专机在天河机场降落，受到孙科、吴铁城、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人的欢迎。当日下午，李宗仁同孙科、吴铁城进行友好的会谈，又经过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等从旁施加压力，孙卒允将行政院迁回南京办公。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在迎宾馆欢宴李宗仁，并邀孙阁成员及留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参加。宴会后，吴铁城对李宗仁及程思远说，八时在迎宾馆二楼会议厅举行国民党中央常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请李、程参加。开会时，由吴铁城主持，他说，此次联席会议的举行，主要是欢迎李代总统莅临广州指导，并就和议问题交换意见。首先由李宗仁简单介绍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后的一些情况。然后请孙院长报告中央常会对和议问题的意见。孙说，此事已经研究多次，大家一致认为：一、应在平等地位上进行和谈，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二、依照国际准则，内战不存在着“战犯问题”；三、关于将来举行和谈时，对政治体制的谈判，不外下列范围：(一) 联合政府形式；(二)邦联或联邦政府形式；(三)隔江分治形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同共产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此我们排除联合政府这种方式。至于二、三两个方案，如果能够尽善尽美，都可以招致长治久安之局。李宗仁原来就是主张隔江分治的，所以对于孙科提出的观点，有了深刻的印象。当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文范(1884—1953，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32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务处主任。1948年任司法院副院长，次年去台湾。)、邹鲁、马超俊、刘维炽、谷正鼎、张道藩、洪兰友(1900—1958，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为CC骨干人物。历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内政部部长等职。1948年出任“国民大会”秘书长。1949年赴台。)、赖琏、肖铮、郑彦芬等人。CC分子占绝大多数。
二月二十二日中午，李宗仁乘“自强”号专机飞离广州，经桂林、长沙、武汉，沿途同黄旭初、程潜、白崇禧等会谈，报告访问广州的结果。二十五日，李宗仁飞返南京。
孙科于李宗仁“南巡”返京后第三天(二月二十八日)，从广州回到了南京。蒋介石要把行政院“机构留在广州”的企图终未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