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
一般来说，两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发生经济联系时，经济力量较弱的一方需要从经济实力较强的一方输入必需品，如前者的输出抵补不了输入，则前者对后者存在着经济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既表现为经济实力强的区域流通的货币在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内流通，又表现为经济实力弱的区域必须从经济实力强的区域输入商品。
延安时期，针对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重申“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并明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认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同时，还批评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
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采取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4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万亩，产粮200万石，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农业上实现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从半自给走上了全自给的道路；商业上也出现了日益繁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果，解决了边区“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使边区掌握了足够的物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现象，为边币币值稳步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44年，边币发行增加2倍多，但物价上涨只有1倍多，边币又进入到相对的稳定时期。
保持稳定是重要目的
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货币金融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要保持汇率的稳定，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要有适当的贸易政策作后盾，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7页)，“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银行币稳定”(《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因此，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边区实际，灵活机动地开展金融工作。当边区物资缺乏时，物价上涨，就适当地降低边、法币比价，使法币升值，便利物资进口，物资进来后，物价跌落，又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当边区不缺乏物资时，就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使法币贬值，择机扩大边币的流通范围，促进边区金融稳定、边币稳定。但是，作为交换媒介，法币有优于边币的地方，边币是“短腿”，法币是“长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2页)，法币不但是国统区的法定货币，而且还占有边区65%的市场。政策上，边币要独占边区市场而成为边区境内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但事实上，边区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足的影响，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币，并在对外贸易上将边、法币联系起来，形成了特殊的边、法币同时流通状态和复杂的边、法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