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币发行初期，特别是光华券辅币发行时期，边、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在1：1，物价基本稳定，与国统区物价相应变化。1941年2月，边区银行币主币发行，边、法币的比价和边区的物价就逐步发生变化，不久就出现金融动荡和通货膨胀。1941年5月，边区第一次出现金融大波动，延安物价指数甚至一度超过重庆，造成边、法币比价下跌，达到2：1。为支持抗战、支持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边区仍旧加速边币发行。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边币就增发787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边、法币比价由1941年2月的1：1跌至1944年2月的11：1，结果造成边区物价飞涨，法币大量外流，边币迅速贬值。面对因边、法币独特复杂的货币关系而产生的颇为奇特的经济现象与金融动荡，一些经济方面的专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本位主义、货币保守主义倾向，脱离实际而又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他还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第813页)。当时主持边区财政金融工作的陈云认为分属于两个不同经济体系的两个不同货币体系的边、法币之间的货币关系是“七分服从，三分独立”(《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的关系，在战时经济下，货币对物品的购买力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法币的涨跌必然会引起边区外物价的涨跌。这就是说，货币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想通过给边币升值的办法来维持边区内物价的稳定，就会“打了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日)。因此，为了重振边币信心，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做到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陈云就采用“偷梁换柱”的方法，以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最终使边、法币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使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取得了边、法币斗争的完全胜利，“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