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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几乎成为时下令上下都头疼的问题，前些时的“陇南事件”据说也与“上访”有关。我想起来，30年前也曾有过一次“上访”。
1975年初，因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些不恭的言论被拘留了。先是一直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即“K 字楼”(著名杂文家聂绀弩也曾被关于此，有诗云“奇书一本阿Q 传，广厦千间K 字楼”)。1976年为了打击“四五事件”，被“市中法”宣布逮捕，并于1976年7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20日，撤销原判，平反出狱。本来是件喜事，但由于在这个撤销原判的“再审判决书”中对我的问题解决不彻底，留有尾巴，使我有些不满。“判决书”中说“经再审查明：原判认定申诉人王学泰(实际上，我没申诉，申诉的是我那位同案)‘于1972至1973 年间，伙同反革命分子×××互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等具体内容，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定反革命罪不妥，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76)中刑反字第46号判决书。二，申诉人王学泰无罪，予以释放。”
虽然，我认同“判决书”中“撤销原判”的结论，但我觉得其中用语有矛盾。比如一方面说我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后面又说我的言论“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我认为“四人帮”才损害了毛主席的形象，你既然认为我的言论“是针对四人帮”，那么我就维护了毛主席的形象(这是当时的逻辑)。也就是说“反四人帮”与“损害毛主席形象”是不两立的。为此，我曾与“市中法”负责平反的工作人员争执起来，“市中法”觉得我们为你平反了你还不满意，我认为“市中法”这样做是为以前错误开脱。最后闹到我拒绝接受这个“裁决”。
最终，我出狱了，家中一片欢腾。母亲对于无罪判决是极满意的。只要“无罪”就可以了。至于“错误”不“错误”不是快七十的母亲所关心的。
对于我来说弄清以前的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事关是非曲直，而且关系到未来的工作。那时权威机关的一纸公文对一个人的生活与工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于是，三天之内我就写好了“上诉书”，到了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上访”。
那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北京还是方兴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他们派出许多老干部、领导干部、院长等作接待人员。我到接待站一看，白发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女同志。她鬓发斑白，说话口吻特别和蔼，用老母亲那样的神态与上访者讲话。她很注意倾听我的申述。当我向她陈述我对“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个判断的意见时，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反驳。大约近半个小时，我才说完。她听完，沉默不语，我关注着她的表情的变化，琢磨着她会如何驳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阵然后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过来，谁敢说自己没说过错话呢！”她这句话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无话可答。我所准备的要与接访人员一争高低的答辩完全没有用了，竟呆呆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此前和此后我曾多次与具有人事管辖权的单位和领导打过交道。“市高法”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护本单位、本系统错误的领导同志。她的真诚和毫无官派作风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没有官话、套话，还对我无辜坐牢表示同情，并说，你放心吧，大的灾难已经过去，一些小问题会很快解决的。直到今日，我想到她说话的口吻、待人的态度和办事情的负责精神都不由得激动。我觉得这位老人的态度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还很困难，可是由于大多数干部与知识分子在文革及既往的年代中受到过极“左”路线打压或伤害，对于刚刚到来的“第二次解放”无比欢欣鼓舞，对于受害者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人人之间多的是关爱，少的是互相妨碍。后来我写文章述及1970年代末，称之为“普遍欢乐时期”。“欢乐”是因为许多人有了光明，有的正在奔向光明的途中，有的看到了光明就在前面。
1979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个“再审判决书”。从表面上看，它与第一份没有什么区别。细看一下，那句“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被删去了，强调了当时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直到1980年夏天，我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了，有一天人事处来电话说“有件好事你来一下”。我去了，副处长说“市中法”又给你来一个“平反证明”(实际上仍是个“再审判决书”)。我一看仍署1978年10月19日，内容与第二份区别很小，只是把“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改为“都是针对‘四人帮’的”。我说只有一处很小的变动。副处长告诉我，别看这小小的变化，他们承认你是反对“四人帮”的了。我苦笑着说：“我谁也没反，只是对那时过度的谎言有点不适应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