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当天下午，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根据翻译师哲回忆，当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却说了一句颇为出人意料的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这句话似乎预示了这次毛泽东访苏之行的一波三折，也预示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的分分合合。毛泽东说这句话，似乎不符合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身份，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第一次面见斯大林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呢?他的“委屈”究竟从何而来呢?在本文中，作者依据苏联解密档案，对毛泽东“委屈”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和阐述，以廓清这一历史问题的真相。
毛泽东的“委屈”并非来自“左”倾中央的排挤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打击排挤”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博古等人为首的教条主义“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排挤打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才重新进入领导层，经过延安整风排除教条主义影响后，最终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 以王明为代表的青年留苏学生的确排挤打击了毛泽东， 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并未打击毛泽东。恰恰相反，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对毛泽东及其所探索的中国化革命道路相当重视和推崇。例如，1930年4月15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就详细介绍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的建制、政治教育、官兵关系等情况;【“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9页。】同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都要学习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尤其是在各级建立党支部的制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37-247页。】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苏联《真理报》及其他媒体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至1936年间，《真理报》各种文章提及毛泽东达60次之多，而且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1934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苏区早已被排挤的时候，苏联国内将毛泽东若干文章汇编出版， 书名为《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装订印刷颇为精美。这是毛泽东的著作首次面世，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的重视。【“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