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助理罗斯托把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反对力量》的电报送呈约翰逊。电报认为，毛泽东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计划失败后，全国批评四起。1965年11月，毛泽东发现有必要对其批评者进行全面攻击，随后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外交状况，这里不予多论。本文将从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角度，依据美国国务院不久前解密的原始档案，力图基本理清当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考虑，阐明美国拒绝进一步改变对华政策的真正原因。
美国为“文化大革命”设定了目标：希望中国政局出现重大改变
约翰逊政府提出“遏制但不孤立”政策之前，中国“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处于爆发的前夜。从1965年上半年开始，继3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宣布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6月，《人民日报》又发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痛斥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并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等等一系列观点。1966年8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次会议肯定了林彪的文章，这时“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这之后，美国政府内高喊“中国威胁”的论调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华盛顿称之为“中共对北美和欧洲这一‘世界城市’发起总攻的号角”。国务卿腊斯克甚至把林彪的文章称做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中国扩张野心堂而皇之的炫耀”。他认为，林彪的这一观点由来已久，“自1957年毛泽东发表‘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后，中共反复提到过相同的观点，既然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适宜，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腊斯克相信，“中共的革命路线带有浓烈的武力逻辑，美国必须以硬碰硬，美国的宽容政策不但不会让中共清醒自己的行为，反而给其领导人一种胜利的感觉，这无异于助长了它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也是美国想看到的局面。自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跃进”经济政策造成中国国内的普遍饥荒后，美国就一直在等待中国出现一场变乱。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为，“除非一场内乱促使中共内部出现一个‘理智而务实’的新一代领导者，不可能看到美中关系改变的前景。”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骚乱局面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是一个鼓舞，因此，它不会放弃对这一事态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