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5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赖斯发给国务院的2327号电报，对大陆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评估。据赖斯推断，“危机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包括意识形态清洗、政策之争和权力斗争”。赖斯最关心的是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他援引了5月4日《解放军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号召“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的斗争”。据此，赖斯认为，“中共党内存在对毛泽东本人权威严重挑战的成分”，“严重的派系斗争已经开始”。另外，赖斯还认为，“中共内部也对‘与美国不可避免一战’的观点存在分歧。”他的理由是，英国官员霍普森认为陈毅“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一信念”，因此，赖斯得出结论：“中共在对美政策上已形成对立的两派。”收到赖斯的电报后，国务院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研究。
1966年7月25日，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提交的一份题为《中国危机》的文件，认为“虽然毛泽东仍然控制北平政权的政策，但中国长期的稳定性已经动摇，和平有序地接替毛泽东职位的机会愈来愈少，人们对政权的支持正在减弱。”三天后，总统安全助理罗斯托把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份名为《毛泽东的反对力量》的电报送呈约翰逊。电报认为，“自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共内部就一直存在反对派，特别是毛泽东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计划失败后，全国批评四起。由于1964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毫无收获，1965年11月，毛泽东发现有必要对其批评者进行全面攻击，随后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标之一是毛泽东试图清除整个国家的反毛思潮，赶走党内企图篡夺党、政、军权力的那部分人。”1966年7月下旬，国务院开始评估“文化大革命”可能对美国带来的意义。罗斯托频频向约翰逊献策，大谈这一事态对美国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文革的变乱造成中国国内的恐怖政局，有助于减少中共在越南干涉的机会”。
一个月后，罗斯托又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指出，“毛泽东已经选出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权力机构，镇压党内的温和派。”但他也不无担心地说，“倘若林彪加强自己的地位，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坏消息。”看来，罗斯托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寄予了厚望，希望它既要出现有利于解决美国最棘手的越南问题的机会，又要满足美国的长期利益需要。
不过，约翰逊政府内也有人对中国的局势并不乐观。安全委员会帮办尤金斯警告说，“现在还不到高兴的时候，也许目前这一内乱具有充分的准备，估计几个月内北平的事态不会有大的改变。”尤金斯告诫说，“当前是美国真正小心的时候，成败就在此一举”。他要求美国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都必须小心翼翼，谨防美国的所作所为被中共理解为军事挑衅。他希望大陆的骚乱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其结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危机”出现何种结局是美国想要的呢?1967年1月9日，罗斯托向约翰逊保证，“如果目前的骚乱持续下去，那么毛泽东政权将面对更多的血腥场面，几乎肯定将走向死亡。”他还告诉总统，“美国的利益是必须期望其中一方获得胜利。从目前来看，反毛派似乎更强，更得势”。罗斯托似乎相信，只要中国发生变乱，不管哪一方取得胜利，都是美国所要的局面。但驻日本大使艾利西斯·约翰逊不满足罗斯托模棱两可的想法。艾利西斯从东京发来电文说，“反毛派的胜利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事实证明毛派更具威胁性”。
这一论点立即遭到总统特别顾问罗琦的质疑。1月15日，罗琦向约翰逊总统劝告说，“美国这种想法是严重错误的。”他摆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反毛派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可能出现一种中苏和解的局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如果事实上美国希望毛派赢得斗争，那么艾利西斯的言论在毛泽东看来，是美国试图给“反毛派”以“帝国主义”支持，这必然会伤害毛派。罗琦建议国务院给美国海外使团发出权威性指令，要求他们“不要拨弄共产主义世界的宗教战争”。罗琦的意思是，美国必须坐山观虎斗，到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收拾中国残局。对于罗琦的否定意见，安全委员会的威廉·乔丹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艾利西斯的观点应该得到鼓励。1月17日，他在给罗斯托的备忘录中指出，“鉴于中共目前的局势，既然任何赞成实用主义的言论都会被一些人理解为对中共内部冲突的双方采取了‘选择性’立场，那么美国就不应该避忌谈论美中缓和关系的问题。”可见，与罗琦的不同之处在于，乔丹更希望美国做点什么，以便加快中国局势的水落石出。从1966～1967年1月约翰逊政府围绕“文化大革命”局势的争论可以发现，美国决策者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希望中国政局发生重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