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绝不是“草木皆兵”
作者：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
在今年《环球时报》年会上，就“日本重新军事化会走多远”议题，上海师大教授萧功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峰、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马立诚认为“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是个伪命题”，对日本军事化“不必草木皆兵”，“中日关系恶性互动中国也有责任”等主要观点（下称三人观点），笔者并不同意。由于年会同台辩论时间有限，不能完全展开辩驳，有必要在此表明自己的观点。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日本这个“二战”时的法西斯国家，竟然在这个最该反省战争罪行的节点上毫无忌惮，逆世界潮流而动，“翻案”动作不断，让我们逐渐看清并判断：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以新的面貌复活，必将危害世界。
安倍政权的目标是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做一个“正常国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国际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为此，他自我认知和要求，日本不能只是一个经济大国，更应该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不仅对国际政治有重要影响力，必要时可以向全球派兵和动武，以实现本国的意志。日本的企图，实际上是推翻“二战”后《联合国(微博)宪章》确定并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日本在对“二战”法西斯侵略和暴行没有正确认知，对自身是“加害国”还是“受害国”还“弄不清楚”，对“二战”形成的战后格局并不承认的情况下，安倍政权正在冲开战后国际社会关闭军国主义的魔盒——“和平宪法”，舍弃近70年的和平发展道路，鼓吹并实行“积极和平主义”，即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积极”地推行改头换面的军国主义，即新军国主义。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特别是亚洲地区蒙上了军国主义战争的阴影。
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二是以天皇为统帅的绝对领导权威，三是军部势力左右政府和政局，四是国民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和对外战争的意愿，五是日本民族世代传承的武士道精神支柱，六是用武力挣脱岛国的天然束缚，向大陆开疆扩土，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人观点认为，现在日本已不具备实现历史上军国主义的条件。其实不然，日本军国主义以新的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换汤不换药，笔者称之为新军国主义。它的表现和内涵：
一是信奉军国主义的右翼保守势力从政治边缘状态走到了政坛的中央。他们的代表人物、新军国主义分子安倍等人把持了政府高层及参众两院，已经可以决定日本的现状和未来。绝不是三人观点所说的“极个别的极端右翼行动派”。“日本极端右翼早已经在日本政治中被边缘化”的判断，是不符合日本政治现状的。也不是“有学者提出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走向复活会引起日本国民逆反心理”。90%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感度与30%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度，是一个“逆反心理”能够解释的吗？日本在按照自己的轨迹在发展，我们提不提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来说，都没有用。我们之所以提，一是事实确实如此，二是警醒国人，不要被“不必草木皆兵”所麻痹。日本现在的政体是“国会内阁制”，首相可以根据需要解散不与自己配合的国会，重新选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安倍就是通过解散国会并提前选举，稳定了自己长期执政的基础。老军国主义分子、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战犯岸信介1955年参与组建了自民党，1957年任日本首相，他任用的内阁成员，有一半都是军国主义骨干分子。他在回忆录中说：“自民党是我搞起来的，日本的命运只能由自民党来掌握。”现在的安倍政府实现了岸信介的期望，它的阁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一个右翼极端政权已经身兼“二战”时天皇、军部，以及议会和政府的权力，完全掌握了日本的国家命运，可以为所欲为。
二是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并未瓦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是坚忍、服从、守纪、狭隘、集体主义、民族独尊、耻辱文化和复仇主义，把东方儒家文化偏面化、极端化和绝对化。其与中国儒家文化最大的区别是不讲“仁”，没有仁义、仁慈、仁爱，崇尚强者，鄙视弱者。日本历史上的神道教和武士道精神渗入现代人心，包括参拜靖国神社，暗藏了军国主义基因。这就决定了日本人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甚至进入疯狂迷乱的情状，这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前，举国动员进入战争状态的迅速彻底，以及“二战”后从破败凋敝到经济腾飞的迅猛发展，都可以充分证明。尤其是近几年日本经济的停滞和中国经济对日本的赶超，使日本上下很不适应，为滋生新军国主义提供了社会条件。三人观点认为“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解决了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中的主体，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笔者认为，城市与农村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孕育军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德国在“二战”前城市化程度远远高于日本，城乡差距不大，德军官兵文化和教养程度很高，相当一部分人来自“温和理性的中产阶级”，一样不影响德国在法西斯希特勒的引领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