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淬火了一支军队的意志精神
“七七”事变后，日军叫嚣：3个月内灭亡中国。
也许，骄横的日军看到了中国国力的衰败和中国政府的软弱，却没有看到一支新生的力量已经站到了抗击侵略的第一线。
平型关一战，13公里的山谷中倒下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15师一战成名，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首次破灭。那是不少红军战士第一次见到坦克和装甲车，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李天佑带着他的686团与日本精锐部队白刃拼杀。
身上有6处战伤的李天佑20岁担任红三军团5师师长，长征中担负艰巨的前卫师重任。此时，这位八路军主力团团长，年仅23岁。
23天后，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120师设伏雁门关，几十辆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日军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如同雁门关下升腾的浓烟一样随风消散。
这一仗毙伤日军500余人。单手挎枪冲在部队前面的，也是一位身负6次战伤的年轻战将——24岁的716团团长贺炳炎。1935年12月，担任红二六军团5师师长的贺炳炎右臂被炸烂。没有手术器械和麻醉药，医生只好用木工锯子截去了他的右臂。
又过一天，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再传捷报：769团夜袭阳明堡，击毁敌机24架……屯居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突击力量。
指挥战斗的769团团长，是比李天佑还年轻一岁的陈锡联。19岁担任红四方面军11师政委的陈锡联，4次身负重伤，长征中三过草地……
不到一个月，3支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以战斗姿态亮相抗日前线，让不可一世的日军从此记住了这样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
“那时，鬼子都知道，戴斗笠的八路不好惹。”老红军夏精才说，“我们多半刚走完长征，习惯打仗就像习惯饿肚子一样，因为红军中多半是南方人，有戴斗笠的习惯，没想到竟被日本人作为特征记下来了。”
军事专家赵小卓认为，八路军的这些战斗之所以著名，在于经历过长征考验的官兵所展示的纯熟战术素养和顽强战斗作风，更在于从他们表现出的坚强信念：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
长征，锤炼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和铁一样的部队。
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大渡河，水深流急，巨浪能掀起几丈之高，几十里也找不到一个渡口。
1863年，太平天国骁将石达开率兵西进，在这里全军覆灭，7000强悍的太平军惨死在清军刀下。1935年5月下旬，刚刚走出彝族聚居区的红军在大渡河畔遭遇10万国民党大军南北夹击，又一次陷入生死绝地。
蒋介石电令：“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危急时刻，杨得志率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枪林弹雨中，17勇士驾一只从敌人手中夺回的小船从巨浪尖上飞向对岸。
但船少人多，几万人马无法迅速渡过大渡河。杨成武指挥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速度直扑泸定桥，在敌人还未来得及毁掉这座古桥时，22名突击队员已经冒死攀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相隔72年，两支走过同一条道路的军队，最终有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留在大渡河畔的奇迹，成了长征路上两支开路先锋——红1团和红4团的荣耀。美国学者谢伟思后来在泸定桥畔，用这样一段话表达敬意：“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
全面侵华之初，日军并未将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视为对手——这支刚刚经历过长征的部队人数不足4万人，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
1938年秋天，27岁的八路军344旅代理旅长杨得志东出太行，身边的队伍只有百余人。然而，仅仅5年零3个月之后，杨得志和战友们已经把冀鲁豫边区壮大成了拥有200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红军都是英雄汉。1939年11月7日这一天，杨成武也迎来了他抗战历程中的闪亮一笔。黄土岭之战，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指挥部队，把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诱入山谷。激战过后，日军死伤900多人，“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也“凋谢在了太行山上”。
这一年，阿部规秀53岁，杨成武2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