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荣、芝园两兄均鉴，园之蹈申电奉悉。杨抵长沙，已另电继之前往善为招待，最好暂借康（唐）季澧先生公馆为杨寓所。
从上引这份电报来看，戴笠最初选择在长沙软禁杨虎城的地址并非“朱家花园”，而是唐公馆。电文中提到的唐季澧就是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黄埔四期学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唐生明，抗战中后期打入汪伪内部从事策反工作，解放前夕又是促成“湖南起义”的关键人物。从这封电报，可以间接证明，唐氏与戴笠关系的确非同寻常，坊间所传，戴唐二人虽未结拜，私人情分却逾过兄弟的说法，恐非夸大之辞。
中国大陆学界坊间对戴笠的研究兴趣经年不断，但宥于史料限制，多捕风捉影之作，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戴公遗墨”的开放将有望转变此一局面。“戴笠档案”的公布，不仅能推动戴笠研究，对军统局、中美合作所、情报战、抗战史等研究都会大有助益，值得期待。
注释：
①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1-071。
②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94。
③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4页。
④⑤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梁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第33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版1998年，第365-366页。
⑦“潘汉年关于蒋介石答复周恩来电问题给周恩来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