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孔祥熙(右)80寿辰，何应钦(左)前来祝寿
后者，蒋氏高度肯定孔氏在抗战期间努力维系军需供给之艰难，誉之为多难至危时刻的“兴国”、“治国”之才：
“当日本军阀侵华之初，沿海各港口皆被敌人封闭，我国陆海交通与贸易与国外完全断绝，迨至民国三十一年太平洋战争既启之后，国际交通路线仍在封锁之中，而我前方军需，后方民生，皆无匮竭之虞，更为其对国家贡献最堪纪录之时期，所谓‘兴国者必于多难之时，治国者必于至危之地’，先生实足以当之。”
蒋还认为，孔祥熙被迫辞职，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
对孔祥熙在抗战结束后，受到舆论铺天盖地的攻击而被迫辞职一事，蒋氏深感遗憾，视之为国民党丢失大陆的一大重要原因：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经当局……，于是其(舆论)矛头乃集中于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然当其辞职以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①
揭秘蒋介石眼里的抗战第一功臣是谁？终蒋氏毕生，能获其亲写悼文之殊荣者，仅孔祥熙与戴笠两人而已。以孔氏政声之恶劣，而蒋氏不惮于舆论压力，公开发表如此盛赞之悼文，且于悼文内质问国人：“其为贪污乎？其為清廉乎？其为无能乎？其為有能乎？”并宣称：“先生一身之进退，对国家之安危，其关系之重大如此！当此盖棺论定之际，世人与历史，自有其公正之论断。”不难揣见，悼文所写，句句乃是蒋氏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他对孔祥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的切实认知。
蒋氏之言，亦确有部分史实基础，以抗战期间军费之筹措为例，1939年全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而收入只有2.9万万元，缺额全需由孔祥熙筹措到位，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②因是之故，当傅斯年于1939年攻击孔祥熙时，胡适却竭力劝说傅斯年不要如此，理由是搞掉孔祥熙，其他人上台接手行政院长，国势会糟糕得多，并以在美争取贷款颇有成效的陈光甫一干人等为例，认为除孔祥熙外，他人均不能用人如此得心应手。末了，胡适质问傅斯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