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九月份，温州地市合并已整整30年，有十位领导先后主政本地。时间跨度30年，平均任期只有3年，要看谁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此细述是不现实的，只能略点一二，楼主以过来人的直观叙述，试图概括性地把30年大致走势以厘清，就不没初衷了。1981年9月22日，***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建立***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实行市管县体制。
此后的30年时间里，先后有袁芳烈、董朝才、刘锡荣、孔祥有、张友余、蒋巨峰、李强、王建满、邵占维、陈德荣等10人相继成为温州市委书记。尽管他们在担任市委领导职务时兼衔身份有所不同，但他们一度都是领导温州的“一把手”。
温州在政治上极其敏感，高层和温州干部群众都在关注着历届市委的施政纲领及政绩……
袁芳烈是那年夏天到温州的，地市合并组建用了三个月时间，那个时候是温州沿海走私最猖獗的时候，渔民走私到渔霸走私，公海上走私交易都以旧银圆交换物品，边检已到了防不胜防地步，在地、市政府扯皮的紧要关头，袁芳烈的到来颇象“钦差大臣”，强势主导，确立了市管县体制，在政治上“杀一儆百”，在东城区抓了渔霸走私团伙，牵涉干部的，逮关监判不手软，“乐清八大王”事件也是在那个时候。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袁芳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那个时候温州市委书记是以“第一书记”来称呼的。袁芳烈作为第一把手，最大的优点是审时度势，自己错误自己纠正，‘八大王’平反才成为可能，也有人说他坏话，计划生育对女同志“集中节扎”做过火，耳朵风还有点软。其实今天看来84年的放任商品经济发展是对的，而当时他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并因此而挂冠而去真有点遗憾。
1985年11月董朝才到温州时，摆在他面前两条路：放任、收紧。这位长期在浙西农村搞调研的书记，采取的是先看再做的策略，他万万没想到在他上任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直接被新华社“内参”的事件：乐清抬会事件，当时他敏锐地感到，如果再打压个私经济，竭泽而渔，那么地方将“哀鸿遍野”，因此，给出路的政策陆续出台，发展民营经济的几个重要文件都诞生在1986年，并取得了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名号，那是个民营经济开始起飞的一年。那个时候，温州仍是“化外之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起波澜，当人们为私人合股的信用社、典当行的出现而惊呼时，以为“复古”来了，其实他在为民营经济打“强身针”，并在他手里勘定了机场选址。温州人最大的毛病是利用政策“擦边球”，金融宽松环境却被当做“糜烂来源”，贷款赌博成了一些人的职业，使整个社会风气急转直下，加上物价飞涨，到八十年代末，民营经济又到了一个徘徊期，董书记两边都不讨好，上面压力，社会呼声，再加上温州被撤消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名号，心力交瘁，在“形势、政策教育”声中，离开温州，到省体改办任职去了。
刘锡荣是市长升任市委书记的，他是10位书记中任职最短的，只有1年半。在当时，温州市在省内的重要地位已下降，几乎同时从宁波调来一位任副市长陈文宪候任市长。在刘书记任内一件重要的事是温州通航“航空港”，使闭塞的东南一隅温州正式步入国内“中等城市”行列。他个人红色背景较浓，是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在上任的当年就被选为省委常委，并在1991年6月接替陈法文，出任浙江省纪委书记。
孔祥有莅温任职时，面临的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政治局面，那时他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如何看待温州经济格局、温州到底姓资还是姓社这些问题上作出回答。孔后来被采访时也坦言，他与当时的陈市长是有点“疙疙瘩瘩”。2年时间，特别是邓公南巡以后，形势变化之快使他这个大学校长出身有点力不从心。特别提到一个小插曲：后来他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陈文宪因经济问题被判刑入狱，他觉得当年这位搭档曾为温州做了一些实事，因此带了省司法厅长、劳改局长等一起到南湖监狱看望陈，鼓励他好好改造，同时建议监狱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考虑年龄、身体因素，予以照顾(后被安排照顾管理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