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③
当事人薄一波，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据薄理解，毛泽东之所以“词锋甚严”，关键在于“此事我看报始知”：
“周总理收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而且周总理一向办事勤敏精细，这是他的过人之处。我看信后，也立即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汇报各地执行新税制的情况。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④
实际上，稍后，毛泽东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⑤，可以视作薄一波上述理解的脚注——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凡政府事务，理当由他“多管一些”，毛泽东反让邓“多管一些”，其对周的看法与态度，不难明了；若仅系“新税制”程序、内容上有问题，修正即可，当不必如此。毛泽东谓：“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亦可为参照。
周退管外交工作之后，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大权，转划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说：“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给)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⑥由此不难窥见高层权力转移的脉络。至于高岗何以能得毛泽东的格外青睐，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