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平解放时，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对王震说：“我们这里国民党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废纸，就是粮食不多，吃饭是个大问题。”10万大军的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进口，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他带一个组一行8人，包括5个少数民族翻译，骑着马向白雪覆盖的北疆进发，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新疆政治情况复杂，一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囤积布匹等日用品，妄图哄抬物价，搞垮人民政权。甘祖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号召全军指战员增产节约，把每月津贴费抽出来办军人合作社。合作社的布匹和日用品价格比私商低得多，这样就迫使对方大幅度降价。他又准备从上海调进10万匹棉布，追使私商们卖掉囤积的布匹，从而把物价稳定了下来。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鲜血直流。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给他做了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他每日发愁，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1954年军阶鉴定，同志们一致通过他为正师级，报到总政治部，被批准为准军级，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接着写。这一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
从新疆到江西，精简家什，却把家禽家畜优良品种带回去；带领乡亲种果树、改良田、修水库、建电厂、修桥筑路，恩施十里八乡，情系农民群众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甘祖昌一到家，就把弟妹们叫来，说了两件事：“一是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个平民百姓，靠劳动过生活。你们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优良品种都带回来了，为的是在家乡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我们的家庭以前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以后有苦同当，有福同享。我回来了，大家一块过好不好？”大家表示同意，公推大弟森昌当家，甘祖昌和他的孩子们都服从他的指挥。
农村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刚回来的时候，甘祖昌住在墙壁乌黑、光线阴暗的阁楼上，白天苍蝇成群，晚上蚊子肆虐。老伴担心他的身体，怕他适应不了。甘祖昌却很安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苍蝇多勤拍打，蚊子多挂帐子，没电灯早睡觉，生活不是很好么？”
他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叫醒孩子们，每人背个粪筐，到村外去捡粪。他边走边对孩子们说：“狗屎最肥，猪屎也好，牛屎差一点，但喂鱼最合适。肥料是，庄稼才能长好。”半年时间里，甘祖昌和孩子们为队里集肥上万斤。村民们在他的带动下，也都早起拾粪了。甘祖昌又对孩子们说：“现在抬粪的人多了，这是好事。我们不和别人争肥料，以后你们每天早晚割一担草。牛要吃草，又可以沤肥。”这样，他又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割草。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