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洪昌有不同意见：“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
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你们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本人带头，一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寒冬腊月，甘祖昌又带领孩子到离家七八公里的苗圃去买树苗栽种在虎形山上。连续4年，栽果树上千棵，成活率95%以上。待虎形山成了花果山时，甘祖昌又把它无偿地交给了集体，并嘱咐孩子们，以后不准再上山摘果子吃。为国为民，功成身退，这就是甘祖昌的性格。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现为沿背村）共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人牛下田烂泥没腿肚，亩产只有100多公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大队干部和部分中青年农民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谢回生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由谢回生、刘云林、谢秋苟、刘范朗等5人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50公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为了支付社员的劳动报酬，甘祖昌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给大队社员发奖金，改造l亩冬水田，奖钙镁磷或过磷酸钙25公斤。20世纪60年代头3年，他共发出化肥5万余斤。由于他带领群众改造红壤和冬水田成绩卓著，中国科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他为科学研究员，并邀请他到南昌参加过3次江西省农业科学大会。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现为坊楼镇）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紧握着他的手说：“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望天田亩产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销粮300万斤，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刘可兴谦虚地说：“我来向你请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甘祖昌点头说：“好嘛，我们合作！”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他高兴地说：“我们公社的田就得了两种病：一是肺结核，二是胃肠炎。犯胃肠炎的冬水田我们大队整治得初见成效。我想利用修水库的办法医治肺结核的望天田是完全有效的。只要你能把这两种病治好，群众就会拥护你。”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和刘可兴跋山涉水去勘测。他们走到小五庙、龙潭冲时，甘祖昌说：“看看，这里是天生建水库的地方，山上有股长流水，山下是石底，水面也不宽，可以节约很多劳动力。”他又走到浆山冲，找到一个石底水面窄的地方，对刘可兴说：“这小河下游，曾建过两次水库，都让大水给冲垮了。现在我选了这个地方，估计洪水流量不会很大，最适宜建坝。”经过详细研究，决定第一批先建两个水库。
修水库的计划报上去了，吉安地区特派水利工程人员来勘测，整个工程概算需四五十万元，县里拿不出钱来，公社也只有几万元经费。甘祖昌左思右想，想到了附近停产的峙垅煤矿，如果先把煤矿搞起来，拿挖煤赚的钱修水库，经费不就解决了吗？公社采纳了他的意见。煤矿两年创造了20多万元利润，基本上解决了修水库急需的经费开支。
1965年8月28日，浆山水库工程正式动工，8个大队共抽调了100多个劳力脱产修陂。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难修陂’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