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紧派出特务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中共也对此着意防范，并将反奸反特列为整风和审干运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几乎每次延安特别强调审干锄奸之时，恰恰也正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之际。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并发展到扩大化的程度。在它的高潮阶段即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更是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客观说来，这种着重于问责的思路有其可取之处，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延安所处的环境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国民党派遣特务到边区潜伏这一因素，对审干运动的发动影响不小。
国民党特务对边区加紧渗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尽管再度携手合作，但依然互相戒备。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此后，反共论调甚嚣尘上，相关措施纷纷出台，特别是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更行猖獗,加紧对中共的特务工作。
在这些活动中，陕甘宁边区无疑是其窥伺的重点。1939年秋，军统在陕西汉中县成立直属西北特联站，这是军统直接领导的对付共产党的一个专门情报特务机构，也是军统最秘密的一个情报单位。该站通过设立汉中特训班，先后训练十多期二百多人，由此构成其基本班底，先后派人打入延安抗大、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专署等机构。
国民党特务搜集情报的范围：有关中共中央所属各部委的组织人事，一切重要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的指示，各个边区、省地县的组织人事活动情况及其施政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团以上的编制番号、主官姓名、兵种、兵力、武器、驻地、训练调动情况以及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情报，总之中共的方方面面都是侦察对象。
军统局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异常重视，在边区的一些县里都建立特务组织，派往延安的特务达百人之多，仅耀县一地，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由此潜入延安。他们主要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即把许多去延安的进步青年扣捕下来，没收其证件，然后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这些特务都负有搜集情报、从事破坏和发展组织的任务，有的甚至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
中共绷紧防范之弦
对国民党的这些特务活动，中共实际上早有警觉，并制定了相应对策。1939年，中央成立反特工作领导机构社会部，康生为部长，李克农为副部长。同年10月，制定《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指出：“敌人不仅公开的在军事上围攻八路军，政治上破坏共产党，而且隐蔽的派侦探奸细混入我们的内部，来瓦解我们的军队与政权，破坏党的组织。现在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暗害工作，比任何时候都要加紧了，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最高限度的提高革命的警惕。”
此后，中央又先后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反复强调审干和锄奸工作的重要性，要求锄奸工作必须以“厉行肃清内奸、进行反间工作 ”为主要任务，要防止“左”倾扩大化倾向，既反对对敌人内奸政策的麻木不仁现象，又反对乱捉乱杀乱打乱罚的“左”倾现象，以防锄奸工作的扩大化。尤其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但1942年初几起重大泄密事件的接连发生，又使中共的反特之弦骤然紧绷。1941年底，军统成功破译了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码，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直到1942年1月下旬，这一情况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莫斯科和中共中央。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内奸自然就成为首先的怀疑对象。
恰在此时，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紧接着5、6月间，中共南方工委又因叛徒出卖被破坏，廖承志等负责人被捕，这几乎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遭到毁灭性打击。此事性质之恶劣还在于，194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中共江西省委，某些被捕人员自首投敌后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伺机全盘破坏。
1942年4月中旬，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局骤然紧张。对此，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递交给胡宗南，严肃质问。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进攻，中央同时做好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则加强清查特务工作。
在此期间，“王实味案”发生，促使反奸斗争更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于是揭发奸细迅速成为全党的主要工作。
审干运动及过激反应
随着国共关系的逐步恶化，延安的反奸气氛愈发高涨。1943年春，国民党开始酝酿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在政治上，推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言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时极力诋毁共产主义，称共产党为“奸党”。在军事上，韩德勤、蒋鼎文等部也在各处不断挑衅，蓄意制造摩擦事件。在思想上，宣扬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叫嚣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
面对这一危机，延安仍是采取两方面的应对办法。首先是发动宣传反击，在舆论上给予国民党回击。7月8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朱德致胡宗南、蒋介石电文，严厉质问：“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