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邓小平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