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毛泽东在庐山（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尹家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0
江青坐飞机，一爱睡觉二爱打牌
据庐山档案记载，江青曾三次登临庐山，这三次都是跟随毛泽东去的。但前两次她只是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和秘书前往的，所以并无多少风光。而第三次登庐山时，她已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担当了中共中央政治部委员，此次在庐山，又在与林彪集团争斗中大获全胜，这时的江青才显尽了“无限风光”。
毛泽东登庐山都是坐专列去的，而江青都是乘坐飞机去的，三次都是晚于毛泽东到而先于毛泽东走的。这一方面是毛泽东不喜欢与她同行，而同时江青也不喜欢坐火车，嫌它又慢又吵。
据机组人员介绍，江青坐的飞机不得滑行，一般飞机都是用牵引车拉到起飞位置，等江青坐上后起飞。江青在飞机上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一般要礼节性地走到驾驶舱同机组人员握手道谢，说是握手，其实是她把手伸向你的面前碰一下而已，她握手的速度是惊人的快，同梳洗整理相比相差太远。江青在登机之后，有一套固定的动作，主要是稳定情绪，甚至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命令机组起飞。江青讨厌飞机滑行，可是，飞机在起飞离地之前又必须在跑道上增速滑行，这是无法回避的起飞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飞前的时间，尽量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以应付这既让她讨厌但又无法避免的滑跑。
在飞机上，江青一般爱做两件事：一是睡觉，二是打扑克。江青是个扑克迷，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车上、飞机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扑克时，你必须轻轻地拿起，轻轻地放下，还不准说话，而且只许她赢，不许别人赢。有时人手不够，江青就叫警卫或秘书来凑个数。有一次在飞机上她要打扑克，正好三缺一，江青就把秘书杨银禄拉来，杨说他不会打扑克，江青就生气了，说：“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你那么聪明，不会打扑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扫我的兴。”杨银禄怕弄不好惹出麻烦来，只好改口说：“我不会别的花样，只是稍会一点打百分。”江青顿时转怒为喜：“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个规矩：拿牌以后，从60分开始要，谁要的分数最高谁打，谁打谁拿底牌。”
拿完牌，杨的牌相当不错，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别人也明白深浅，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大家在等她要，于是开口要60分。杨看她开始要了，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杨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杨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质问道：“你姓杨的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杨的牌夺了过去，一看果然不错，就毫不讲理地说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给你，这把牌我也要90分。”
别的同志出于好意，怕杨和江青争，给他使了个眼色。杨银禄心里很明白，不能跟她那么认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说：“那好吧，换牌就换牌。”
打完这把牌，她虽然赢了，但火气也大了，脸红脖子粗地对杨说：“姓杨的，今天再问你一遍，是你陪我玩，还是我陪你玩？你不说清楚不行。”
一张庐山《仙人洞》，预示着江青的“无限风光”
1959年7月24日，江青第一次到庐山。这次是因为毛泽东将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江青本来在北戴河休养，在那里等候毛泽东开完会后到来。她给毛泽东打过电话后，毛泽东让她坐飞机赶到庐山。那时江青并无实职，只能算是毛泽东的秘书（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但鉴于她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中央还是为她配了专职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这天上午，当时下放到江西当副省长的汪东兴带领毛泽东的警卫、秘书、医生叶子龙、王敬先等到九江机场等候。那时她也没有专机，而是搭乘给会议送机要文电的飞机而来，降落在九江十里铺机场。江青以她惯有的冷峻神色和大家点点头，只问了一句话：“主席身体好吗？”众人答可以，只是吃饭不大好。医生告诉她：“经过汪主任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江青钻进轿车开往庐山。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了两次，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山上。她的卧室与客厅安排在庐山河西路180号毛泽东下榻主楼的一楼，毛泽东在二楼。
山上很凉快。在山下还是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江青也被这凉爽提了神。以前她每到一新住处，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精神大振。因为毛泽东夜里办公，白天睡觉，江青就先去看了林彪。林彪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毛泽东与江青在外面有住在山上，江青坐车来到林彪住处，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然后她又乘车去看周恩来和邓颖超，再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最后又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等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时，毛泽东也醒了。
此次庐山会议因“彭德怀问题”使得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但这次江青没有什么政务活动，主要是向医生和警卫询问毛泽东的身体和饮食情况，她跟人说：“主席这一阵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所以别人开会的时候她则到庐山风景区去转一转，散散心，到牯岭街上看一看。她爱好摄影，所以每次外出都要叫专业摄影师随行。1959年陪她的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1961年是专门随她前来庐山的上海摄影记者徐大刚、广东摄影记者曹桂江。她因为喜欢到处留影，又在电影圈子里工作过，有一定的文艺修养，所以她学摄影还比较快，也很注意色彩、角度、用光等技巧。她自备的照相器材十分齐全，除了相机外还有长短镜头、滤光镜、测光表、三脚架等等，都装在特制的箱子里。出行时，照相器材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着、扛着。她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砍柴刀，这是用来砍有碍镜头的杂草、树杈用的，另有一只小箱是装小热水瓶、茶杯、水果、小毛巾和手纸等物，供江青随时拿用（到“文革”时期，她的随行人员大大增加，每次外出，除了要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汽车、特制马桶，大小毛巾100多块，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大木箱，等等。就是到京郊的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60年江青通过广东省委，用外汇从香港买了一只“劳莱克斯”手表，一架德国“哈兹别克”照相机。这两件东西，当时值人民币37000元，还买了两箱照相纸和胶卷，她分文未付。江青摄影用的胶卷，都是向新华社要的进口货。拍摄以后，把底片送新华社冲洗、制小样，退回江青挑选，然后，把选出的小样、底片再送给新华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从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样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胶卷、冲洗、印制小样、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钱未付。党的九大以后，不知为什么，非要叫新华社给她算算账，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钱。新华社只算了成本费，共计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痛得几天不高兴，想方设法要把钱捞回来。先是通知新华社发表她的摄影作品，索要稿费，捞回了一些钱。又向毛主席诉苦，要了1000元人民币，才算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
江青在庐山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张：一张是毛泽东微笑着坐在含鄱口的藤椅上，另一张就是仙人洞照。这两张照片是江青构思许久，又经过认真地摆放，并经专业摄影师指点拍下的，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那张仙人洞照是在江青第二次上庐山，一个午后拍的。在通往仙人洞的一条小路上，江青支好照相机，叫随行的警卫拔去杂草，砍去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一直等到一片云彩飘浮到背景才按下快门。毛泽东看过这些照片很满意，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了诗兴。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借景生情，抒发了一个政治家的挑战性格和处乱不惊的情绪。但这张照片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成了江青后来参与政治的资本。
江青做事经常情绪化，有时兴奋不已，有时脸色突然转阴，如同庐山上的风云一样。第二次登庐山时，她的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同行。有一天她要去铁船峰游览。庐山的同志告诉她：“去那里不通汽车，有好长一段路只能步行，大概有去含鄱口的三倍路程。”江青自信没有问题。吃过早饭，带着一行人兴冲冲地出发了。汽车将他们送到公路尽头，大家下车步行登山，江青与众人有说有笑。等到下山时，江青累了，一脸疲惫，谁也不搭理，只顾一个人低头走路。回到卧室，对着随身护士大发脾气，说护士要害死她。
江青到庐山，总是后来先走。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要由庐山去长沙巡视，江青则要回北京。走前她都向毛泽东辞行。她向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毛主席身体素来很好，不像我，你跟我回北京吧，路上有事好找你。”
保健医生有些为难：“这，我要请示毛主席。”
江青脸上不高兴：“要是主席不同意呢？我以前的大夫走了，新派来的保健医生在哪里？”
保健医生还是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拿着文件，另一只手将香烟送到嘴边，看了一眼保健医生，问：“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跟随你。”保健医生笑笑回答。
毛泽东也笑了。医生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江青。江青生气地说：“那你即刻催问保健局人事科，即日派出新大夫来！”
1961年她要下山的头天晚上，特意去芦林一号毛泽东办公的地方，与毛泽东话别，而后毛泽东将她送出别墅门外握手告别。
李讷（毛泽东女儿、右四）、林豆豆（林彪女儿、右二）、叶群（林彪夫人、右一）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借助庐山一战，江青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据当年负责江青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8月23日要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除林彪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分成了五个组，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为第四组，8月19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通知随行人员说：“江青同志明天上午走，同行的还有（吴）法宪、（姚）文元，总计14个人。出发的时间定下来后，你们通知文元。起飞的时间由空司（空军司令部）定，先到安庆降落。”这是因为九江机场比较小，无法降落像伊尔—18、子爵号这样的大型飞机，所以要先降落在安徽的安庆机场。江青等人到达安庆机场以后，分别换乘安—24型小飞机，前往九江机场，再改乘小汽车上了庐山。
江青这次住在过去蒋介石与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江青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
其实邬吉成同江青一起上的山，毛泽东的行动他并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
江青马上吩咐他：“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江青随便一说，邬吉成也得立即执行。等他下山向吴法宪打听时，毛泽东早在庐山水库游泳呢。
这次庐山会议从8月23日开始，到9月6日结束，共15天。这次会议本来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认为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便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次会议也是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的一次正面较量，最后以江青集团的胜利收兵。会议期间，江青在大多数公中共“九大”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开场合保持沉默，在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攻击张春桥时，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他们也摸到了毛泽东的立场。所以江青虽然会上不发言，私下却常常打电话问候叶群：“叶群同志，我很关心你们的身体，请注意珍重！”
当叶群一伙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时，叶群想的救兵仍是江青。
下山前的一顿晚饭后，叶群去林彪卧室，不一会儿，她红着眼圈回来，招呼内勤小王过来，说话的语气少有的庄重和诚恳：
陈伯达被称为所谓的理论家。图为陈伯达的“四大名著”。“小王，你在我身边四五年了，咱们相处得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凭经验，小王知道这是叶群有事相求。果然，叶群将身子探过来，近乎哀求地说：“在前几天的会议上，老夫子（陈伯达）乱放炮，在会上大讲天才论，结果出了问题。前几天我曾经告诫过老夫子，让他少说话，慎重些。可是由于他是大理论家，又是政治局常委，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说，所以就没有坚决阻止他。谁知一时的温情主义，结果搞得我也有点被动。我是首长的夫人，政治局委员，只能从严要求自己，所以也在会上高姿态地作了几句自我批评。主席和与会代表都很满意。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不好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江青同志，甚至晚上睡觉说梦话也在向江青同志道歉。你可能也听见了吧？”在庐山期间，小王和叶群是住在一个房间的。最近几天，她只发现叶群在床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但从来没听到她的梦话。她只好顺着叶群点了点头。
叶群说：“林副主席讲，江青同志是在关键时候帮助我们，总是给我们说好话。所以，要我约他们四位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
随着叶群的音落，四员干将，一齐向江青含笑点头。又是吴法宪先发言：“我们都是炮筒子，只知道拥护毛主席，谁知道陈伯达搞什么名堂？结果上了当。我向江青同志检讨。”
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个腔调，总之是把责任往陈伯达身上推。
叶群拿眼睛示意小王快敲边鼓。小王就说：“这几天叶主任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有时还哭出声来。”
江青满脸笑容：“何必呢，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以后你们听听我的话，没错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双方都在客套着，时间长了便无话可说。叶群一看表，站起来告辞：“快零点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说：“林副主席和你们天亮就要下山了，我也就不留了。”
江青的热情是有限的，叶群的忍耐更是不能长久。两人都盼着早点离开，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出江青的客厅，叶群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变得像夜色一样阴暗。这是她极不痛快的一次告别仪式，尤其是站在满脸笑意的江青面前。在她看来，江青的笑是耻笑。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工作人员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但毛泽东没有将警惕林彪的话告诉江青。
9月9日上午，江青和康生、张春桥等人下了庐山。这次庐山会议，随着林彪集团的失败，陈伯达倒台了，他原先在政治局占有的第四号座次由后面的康生递进，这样江青就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之后，江青走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
江青和毛泽东在庐山（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尹家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10
江青坐飞机，一爱睡觉二爱打牌
据庐山档案记载，江青曾三次登临庐山，这三次都是跟随毛泽东去的。但前两次她只是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和秘书前往的，所以并无多少风光。而第三次登庐山时，她已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担当了中共中央政治部委员，此次在庐山，又在与林彪集团争斗中大获全胜，这时的江青才显尽了“无限风光”。
毛泽东登庐山都是坐专列去的，而江青都是乘坐飞机去的，三次都是晚于毛泽东到而先于毛泽东走的。这一方面是毛泽东不喜欢与她同行，而同时江青也不喜欢坐火车，嫌它又慢又吵。
据机组人员介绍，江青坐的飞机不得滑行，一般飞机都是用牵引车拉到起飞位置，等江青坐上后起飞。江青在飞机上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一般要礼节性地走到驾驶舱同机组人员握手道谢，说是握手，其实是她把手伸向你的面前碰一下而已，她握手的速度是惊人的快，同梳洗整理相比相差太远。江青在登机之后，有一套固定的动作，主要是稳定情绪，甚至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快要睡着的时候才命令机组起飞。江青讨厌飞机滑行，可是，飞机在起飞离地之前又必须在跑道上增速滑行，这是无法回避的起飞程序，所以，她就用起飞前的时间，尽量将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以应付这既让她讨厌但又无法避免的滑跑。
在飞机上，江青一般爱做两件事：一是睡觉，二是打扑克。江青是个扑克迷，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在住地打，在外地打，在外出途中的火车上、飞机上更要打。
和她一起打扑克时，你必须轻轻地拿起，轻轻地放下，还不准说话，而且只许她赢，不许别人赢。有时人手不够，江青就叫警卫或秘书来凑个数。有一次在飞机上她要打扑克，正好三缺一，江青就把秘书杨银禄拉来，杨说他不会打扑克，江青就生气了，说：“你今天要搞清楚，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你那么聪明，不会打扑克，我根本不相信，你是故意扫我的兴。”杨银禄怕弄不好惹出麻烦来，只好改口说：“我不会别的花样，只是稍会一点打百分。”江青顿时转怒为喜：“只要你陪我消遣，打百分也可以。今天我定个规矩：拿牌以后，从60分开始要，谁要的分数最高谁打，谁打谁拿底牌。”
拿完牌，杨的牌相当不错，但陪江青打牌，不能先要。别人也明白深浅，都不要。江青自己也明白大家在等她要，于是开口要60分。杨看她开始要了，就要65分，江青要70分，杨要80分。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又狠了狠心，要85分。杨又要了90分。江青一下子就火了，质问道：“你姓杨的真的不会玩，还是故意跟我过不去？”说完，把她的牌狠狠地往桌上一摔，一把把杨的牌夺了过去，一看果然不错，就毫不讲理地说道：“你的牌我要了，我的牌给你，这把牌我也要90分。”
别的同志出于好意，怕杨和江青争，给他使了个眼色。杨银禄心里很明白，不能跟她那么认真，不能做因小失大的事，就说：“那好吧，换牌就换牌。”
打完这把牌，她虽然赢了，但火气也大了，脸红脖子粗地对杨说：“姓杨的，今天再问你一遍，是你陪我玩，还是我陪你玩？你不说清楚不行。”
一张庐山《仙人洞》，预示着江青的“无限风光”
1959年7月24日，江青第一次到庐山。这次是因为毛泽东将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江青本来在北戴河休养，在那里等候毛泽东开完会后到来。她给毛泽东打过电话后，毛泽东让她坐飞机赶到庐山。那时江青并无实职，只能算是毛泽东的秘书（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享受副部级待遇。但鉴于她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中央还是为她配了专职警卫、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这天上午，当时下放到江西当副省长的汪东兴带领毛泽东的警卫、秘书、医生叶子龙、王敬先等到九江机场等候。那时她也没有专机，而是搭乘给会议送机要文电的飞机而来，降落在九江十里铺机场。江青以她惯有的冷峻神色和大家点点头，只问了一句话：“主席身体好吗？”众人答可以，只是吃饭不大好。医生告诉她：“经过汪主任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江青钻进轿车开往庐山。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了两次，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山上。她的卧室与客厅安排在庐山河西路180号毛泽东下榻主楼的一楼，毛泽东在二楼。
山上很凉快。在山下还是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江青也被这凉爽提了神。以前她每到一新住处，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精神大振。因为毛泽东夜里办公，白天睡觉，江青就先去看了林彪。林彪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毛泽东与江青在外面有住在山上，江青坐车来到林彪住处，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然后她又乘车去看周恩来和邓颖超，再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最后又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等她回到自己的住处时，毛泽东也醒了。
此次庐山会议因“彭德怀问题”使得会议气氛十分紧张。但这次江青没有什么政务活动，主要是向医生和警卫询问毛泽东的身体和饮食情况，她跟人说：“主席这一阵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所以别人开会的时候她则到庐山风景区去转一转，散散心，到牯岭街上看一看。她爱好摄影，所以每次外出都要叫专业摄影师随行。1959年陪她的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侯波，1961年是专门随她前来庐山的上海摄影记者徐大刚、广东摄影记者曹桂江。她因为喜欢到处留影，又在电影圈子里工作过，有一定的文艺修养，所以她学摄影还比较快，也很注意色彩、角度、用光等技巧。她自备的照相器材十分齐全，除了相机外还有长短镜头、滤光镜、测光表、三脚架等等，都装在特制的箱子里。出行时，照相器材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着、扛着。她还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砍柴刀，这是用来砍有碍镜头的杂草、树杈用的，另有一只小箱是装小热水瓶、茶杯、水果、小毛巾和手纸等物，供江青随时拿用（到“文革”时期，她的随行人员大大增加，每次外出，除了要带很多工作人员供她使唤外，还带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专用汽车、特制马桶，大小毛巾100多块，电影片十来部，书籍八九大木箱，等等。就是到京郊的十三陵、八达岭，也要坐专列，带上马匹、轿车等。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巡抚出朝，地动山摇”）。
1960年江青通过广东省委，用外汇从香港买了一只“劳莱克斯”手表，一架德国“哈兹别克”照相机。这两件东西，当时值人民币37000元，还买了两箱照相纸和胶卷，她分文未付。江青摄影用的胶卷，都是向新华社要的进口货。拍摄以后，把底片送新华社冲洗、制小样，退回江青挑选，然后，把选出的小样、底片再送给新华社放大成16英寸的彩色照片。从50年代到70年代，光是底片、小样就保存了四大箱子。胶卷、冲洗、印制小样、放大照片，江青一分钱未付。党的九大以后，不知为什么，非要叫新华社给她算算账，看看一共需要多少钱。新华社只算了成本费，共计3000多元。江青是付了，可是，她心痛得几天不高兴，想方设法要把钱捞回来。先是通知新华社发表她的摄影作品，索要稿费，捞回了一些钱。又向毛主席诉苦，要了1000元人民币，才算恢复了心理上的平衡。
江青在庐山拍了许多照片，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张：一张是毛泽东微笑着坐在含鄱口的藤椅上，另一张就是仙人洞照。这两张照片是江青构思许久，又经过认真地摆放，并经专业摄影师指点拍下的，在采景、用光和快门速度上都恰到好处。那张仙人洞照是在江青第二次上庐山，一个午后拍的。在通往仙人洞的一条小路上，江青支好照相机，叫随行的警卫拔去杂草，砍去两根挡住镜头的树枝，一直等到一片云彩飘浮到背景才按下快门。毛泽东看过这些照片很满意，联想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触发了诗兴。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借景生情，抒发了一个政治家的挑战性格和处乱不惊的情绪。但这张照片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成了江青后来参与政治的资本。
江青做事经常情绪化，有时兴奋不已，有时脸色突然转阴，如同庐山上的风云一样。第二次登庐山时，她的女儿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同行。有一天她要去铁船峰游览。庐山的同志告诉她：“去那里不通汽车，有好长一段路只能步行，大概有去含鄱口的三倍路程。”江青自信没有问题。吃过早饭，带着一行人兴冲冲地出发了。汽车将他们送到公路尽头，大家下车步行登山，江青与众人有说有笑。等到下山时，江青累了，一脸疲惫，谁也不搭理，只顾一个人低头走路。回到卧室，对着随身护士大发脾气，说护士要害死她。
江青到庐山，总是后来先走。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要由庐山去长沙巡视，江青则要回北京。走前她都向毛泽东辞行。她向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说：“毛主席身体素来很好，不像我，你跟我回北京吧，路上有事好找你。”
保健医生有些为难：“这，我要请示毛主席。”
江青脸上不高兴：“要是主席不同意呢？我以前的大夫走了，新派来的保健医生在哪里？”
保健医生还是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一只手拿着文件，另一只手将香烟送到嘴边，看了一眼保健医生，问：“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跟随你。”保健医生笑笑回答。
毛泽东也笑了。医生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江青。江青生气地说：“那你即刻催问保健局人事科，即日派出新大夫来！”
1961年她要下山的头天晚上，特意去芦林一号毛泽东办公的地方，与毛泽东话别，而后毛泽东将她送出别墅门外握手告别。
李讷（毛泽东女儿、右四）、林豆豆（林彪女儿、右二）、叶群（林彪夫人、右一）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借助庐山一战，江青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据当年负责江青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8月23日要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除林彪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分成了五个组，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为第四组，8月19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通知随行人员说：“江青同志明天上午走，同行的还有（吴）法宪、（姚）文元，总计14个人。出发的时间定下来后，你们通知文元。起飞的时间由空司（空军司令部）定，先到安庆降落。”这是因为九江机场比较小，无法降落像伊尔—18、子爵号这样的大型飞机，所以要先降落在安徽的安庆机场。江青等人到达安庆机场以后，分别换乘安—24型小飞机，前往九江机场，再改乘小汽车上了庐山。
江青这次住在过去蒋介石与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江青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
其实邬吉成同江青一起上的山，毛泽东的行动他并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
江青马上吩咐他：“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江青随便一说，邬吉成也得立即执行。等他下山向吴法宪打听时，毛泽东早在庐山水库游泳呢。
这次庐山会议从8月23日开始，到9月6日结束，共15天。这次会议本来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泽东认为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的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便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次会议也是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的一次正面较量，最后以江青集团的胜利收兵。会议期间，江青在大多数公中共“九大”上陈伯达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开场合保持沉默，在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攻击张春桥时，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取得了毛泽东的支持，他们也摸到了毛泽东的立场。所以江青虽然会上不发言，私下却常常打电话问候叶群：“叶群同志，我很关心你们的身体，请注意珍重！”
当叶群一伙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时，叶群想的救兵仍是江青。
下山前的一顿晚饭后，叶群去林彪卧室，不一会儿，她红着眼圈回来，招呼内勤小王过来，说话的语气少有的庄重和诚恳：
陈伯达被称为所谓的理论家。图为陈伯达的“四大名著”。“小王，你在我身边四五年了，咱们相处得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凭经验，小王知道这是叶群有事相求。果然，叶群将身子探过来，近乎哀求地说：“在前几天的会议上，老夫子（陈伯达）乱放炮，在会上大讲天才论，结果出了问题。前几天我曾经告诫过老夫子，让他少说话，慎重些。可是由于他是大理论家，又是政治局常委，有些话我也不便深说，所以就没有坚决阻止他。谁知一时的温情主义，结果搞得我也有点被动。我是首长的夫人，政治局委员，只能从严要求自己，所以也在会上高姿态地作了几句自我批评。主席和与会代表都很满意。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不好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江青同志，甚至晚上睡觉说梦话也在向江青同志道歉。你可能也听见了吧？”在庐山期间，小王和叶群是住在一个房间的。最近几天，她只发现叶群在床上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但从来没听到她的梦话。她只好顺着叶群点了点头。
“咱们明天准备返回北戴河，今天晚上我想去见一见江青同志。”叶群接着说，“一会儿你陪我一块去。我去向江青同志道个歉，你在旁边见机行事敲敲边鼓。有许多话局外人比当事人说出来更有作用。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其实叶群已在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处境，要不为何向江青道歉？
小王答应下来。叶群高兴地一把抓住她的手，感激不尽：“我的大妹子，你真不愧我的私人秘书！”
“大妹子”这个亲热的称呼，小王还是第一次听到叶群这样称呼她。
10点来钟，黄、吴、李、邱不约而同来到林彪别墅。几个人在会客室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叶群的嗓门最大：“林总已经亲自给她打过电话。我们要统一口径，强调受骗上当，责任要往老夫子身上推。”
11点多钟，叶群偕同四员大将驱车前往江青驻地“美庐”别墅。
作为胜利者的江青摆出了“高姿态”。她接到林彪的电话，说他要派叶群来看望她，一股得意之情荡然升起，她知道这是失败者前来求和，或者说是前来请罪。
在此之前，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也想见到江青。这位老夫子以前光顾批判别人，劈头盖脑遭到别人的批判还是头一次。据说每次批判完毕，他都像奄奄一息的落水狗一样，满头是汗，浑身瘫软无力，被人架出会场。刚上山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他安排在条件较好的359号别墅，那里环境幽雅，只是从马路到房间要上近百级台阶，心情好时不觉得，遭批判后，锐气大伤，车至住处，望楼兴叹，每上一级台阶，就头昏目眩，喘气不止，两条腿直打颤。最后只好由警卫人员、护士把他连拖带抬地送他到卧室，像产妇一样呻吟着。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秘书，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秘书李德禄说：“在会客室。”
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李秘书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当其经过一番收拾，将会客室全部电灯打开，叶群等人就到了。令其颇感意外的是，来者不仅是叶群，还包括黄、吴、李、邱四员大将，她装作受宠若惊，一一和他们握手，人突然间变得热情、毫无架子，算是胜者的风度吧。特别是对叶群，她更是迎上前去，又搂又抱，嘴里热乎乎地说着：“本来是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没去，尊敬不如从命呀！”
叶群又发挥着她的说谎本事：“江青同志，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告别，二来是听取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拉着叶群的手，做出女人亲热时常出现的举动：身体紧挨着，要从对方身上取暖似的，软软地说道：“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很难过。”又是一个撒谎专家，而且更有演员气质：江青掏出手绢，“难过”地擦着鼻子，“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事都是夫子搞的，他同小张（张春桥）、小姚（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副主席讲，江青同志是在关键时候帮助我们，总是给我们说好话。所以，要我约他们四位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
随着叶群的音落，四员干将，一齐向江青含笑点头。又是吴法宪先发言：“我们都是炮筒子，只知道拥护毛主席，谁知道陈伯达搞什么名堂？结果上了当。我向江青同志检讨。”
其他几个人也是这个腔调，总之是把责任往陈伯达身上推。
叶群拿眼睛示意小王快敲边鼓。小王就说：“这几天叶主任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说对不起江青同志，有时还哭出声来。”
江青满脸笑容：“何必呢，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以后你们听听我的话，没错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们都要向林副主席学习。我们都是林副主席的小学生，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双方都在客套着，时间长了便无话可说。叶群一看表，站起来告辞：“快零点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
江青说：“林副主席和你们天亮就要下山了，我也就不留了。”
江青的热情是有限的，叶群的忍耐更是不能长久。两人都盼着早点离开，说着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一出江青的客厅，叶群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变得像夜色一样阴暗。这是她极不痛快的一次告别仪式，尤其是站在满脸笑意的江青面前。在她看来，江青的笑是耻笑。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工作人员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但毛泽东没有将警惕林彪的话告诉江青。
9月9日上午，江青和康生、张春桥等人下了庐山。这次庐山会议，随着林彪集团的失败，陈伯达倒台了，他原先在政治局占有的第四号座次由后面的康生递进，这样江青就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之后，江青走上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
“咱们明天准备返回北戴河，今天晚上我想去见一见江青同志。”叶群接着说，“一会儿你陪我一块去。我去向江青同志道个歉，你在旁边见机行事敲敲边鼓。有许多话局外人比当事人说出来更有作用。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其实叶群已在无意中说出了自己的处境，要不为何向江青道歉？
小王答应下来。叶群高兴地一把抓住她的手，感激不尽：“我的大妹子，你真不愧我的私人秘书！”
“大妹子”这个亲热的称呼，小王还是第一次听到叶群这样称呼她。
10点来钟，黄、吴、李、邱不约而同来到林彪别墅。几个人在会客室里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叶群的嗓门最大：“林总已经亲自给她打过电话。我们要统一口径，强调受骗上当，责任要往老夫子身上推。”
11点多钟，叶群偕同四员大将驱车前往江青驻地“美庐”别墅。
作为胜利者的江青摆出了“高姿态”。她接到林彪的电话，说他要派叶群来看望她，一股得意之情荡然升起，她知道这是失败者前来求和，或者说是前来请罪。
在此之前，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也想见到江青。这位老夫子以前光顾批判别人，劈头盖脑遭到别人的批判还是头一次。据说每次批判完毕，他都像奄奄一息的落水狗一样，满头是汗，浑身瘫软无力，被人架出会场。刚上山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他安排在条件较好的359号别墅，那里环境幽雅，只是从马路到房间要上近百级台阶，心情好时不觉得，遭批判后，锐气大伤，车至住处，望楼兴叹，每上一级台阶，就头昏目眩，喘气不止，两条腿直打颤。最后只好由警卫人员、护士把他连拖带抬地送他到卧室，像产妇一样呻吟着。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秘书，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秘书李德禄说：“在会客室。”
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李秘书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当其经过一番收拾，将会客室全部电灯打开，叶群等人就到了。令其颇感意外的是，来者不仅是叶群，还包括黄、吴、李、邱四员大将，她装作受宠若惊，一一和他们握手，人突然间变得热情、毫无架子，算是胜者的风度吧。特别是对叶群，她更是迎上前去，又搂又抱，嘴里热乎乎地说着：“本来是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没去，尊敬不如从命呀！”
叶群又发挥着她的说谎本事：“江青同志，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告别，二来是听取江青同志的批评。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拉着叶群的手，做出女人亲热时常出现的举动：身体紧挨着，要从对方身上取暖似的，软软地说道：“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很难过。”又是一个撒谎专家，而且更有演员气质：江青掏出手绢，“难过”地擦着鼻子，“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事都是夫子搞的，他同小张（张春桥）、小姚（姚文元）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