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是根据林彪的指示编辑的，经康生审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大量发行。在“文化大革命”中，称为“红宝书”，人手一册。“《语录》随身带，随时用起来”，每逢集会，开始时必须集体朗读几条语录，高呼口号时必须高举《毛主席语录》。那时甚至要求外国人也要随身带《毛主席语录》。（陈毅1966年8月31日对红卫兵说：苏联大使馆的人外出要带《语录》、带《毛选》，由苏联开来的火车也要人家带《语录》、带《毛选》，去给每个人发《语录》，这样很不好）1966年12月16日，林彪发表了由张春桥等人代笔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前言》说：“毛主席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前言》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通称为“三十字方针”。这个方针，表面看来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实际上提倡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它既把毛泽东著作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又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人们当时普遍地接受了这个方针，这个方针也就毒害了人们。
(2)公然鼓噪打倒刘少奇
从12月18日下午开始，江青等人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指使蒯大富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竟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单独接见刘涛（刘少奇之女），说：“你爸爸、妈妈干了反革命的事”，“你应当和你爸爸、妈妈划清界限，断绝关系。”1967年1月9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公、检、法来京人员时说：“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1月10日，康生在高级党校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有一件事耐人寻味：1966年12月18日上午，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造反派代表，有人递了条子，表示“准备揪出刘少奇、邓小平”，江青说：“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这话比较含混，但是说明了不赞成此时“打倒”。九天之后，江青的说法变了。在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上，有人提到江青12月18日上午的讲话，提到江青“说曾让陈伯达同志去制止过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江青说：“那是几个月以前啦！你们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出来，其他怎么做都可以。”十分明显，江青此时鼓动打倒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