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2010年5月9日凌晨，朱厚泽在北京医院逝世，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间，朋友相聚，时常谈起朱厚泽的人品和学识。他是实践家，更是思想家，他是中国当代改革的思想先驱之一。朋友们深深感到，他的离世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损失。
初识
我和朱厚泽相识是唐宝心先生介绍的。唐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在贵阳参与创办清华中学，任校长。1980年代，唐先生是天津师范大学荣休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1989年初，他得知我已从新华社天津分社调新华社总社工作，就对我说：“你到北京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从他现在的处境来看，不可能在仕途上对你有什么帮助，但他对你的思想一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的是朱厚泽。
唐先生给我讲了朱厚泽上清华中学时的一个故事。那一年贵阳市举行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的演讲题目是“我想当官”。在演讲中，他先批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我会做什么，做什么。他说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的演讲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听了唐先生这个故事，我得知朱厚泽少年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也佩服当年评奖者的胆识。今天的中国评委会多如牛毛，哪一个评委会敢把激烈批评当局的演讲评为一等奖？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静之后，我拿着唐先生的信，到万寿路朱厚泽家里拜望，从此开始了十多年交往。我叫他老朱，别人叫他朱部长。我说：“你已经不是部长了，为什么还叫你部长？”他满脸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职务是掌权的人给的，可以赐予，也可以褫夺，很多人却认为叫职务是尊重，我不以为然。可能是看唐宝心先生的信，他对我很信任，谈话毫无保留。我们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他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这句话使我豁然开朗。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总是比众人高出一筹。有些言论如黑夜中的电光石火，给人以震撼和光亮。他要言不繁，直指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朱厚泽不是理论工作者，多年从事重要领导工作。即使在领导岗位上他也是看书的，1987年以后，他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他家藏书丰富，由于书太多，在这栋楼的另一个单元找了间房子当作书库。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仅来自书本，更多是在他丰富人生经历的基础上的思考和顿悟。在他家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谈形势，谈政治，谈学问，谈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外面有什么会，他总是告诉召集人：“别忘了通知杨继绳。”他虽然丢了官，还有部长的车。到外面开会，我可以搭便车（搭他的便车的还有孙长江），会后，他总是叮嘱司机李国庆把我送回家。
和朱厚泽交往的十几年，正是我撰写《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1958－1962年大饥荒纪实》等著作的时候。他十分赞赏我的工作。他多次说，要还历史真相，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去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后在他在《炎黄春秋》的一次会上也讲了这段话，从而被广泛传播。我写这几本书不仅得到了他的支持，还从他那里吸取了很多思想。
在夹缝中开拓“三宽”
朱厚泽担任部长以后，试图把中宣部逐渐变成“思想解放部”。朱厚泽的这种努力注定他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悲剧角色。他向我谈了这一段经历。
朱厚泽说，1985年8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由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锦涛到贵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二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去，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被安排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去北戴河的专列上。我上车见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怎么搞？”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议。
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耀邦让我们到他那边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把我调来换下了邓力群），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当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他们还是按老办法工作，你放权他就收。胡耀邦对计委不满意。两年以后我想起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
朱厚泽说胡耀邦被计委的人“解决”了，是指胡耀邦下台，主持计委工作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放火”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