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与江青，却是面和心不和。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这自然引起名列毛泽东五大秘书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与陈伯达相识较早，并曾在一起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二人也有过合作。然而，后来他们逐渐产生了矛盾，明争暗斗日渐激烈，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好戏”。
毛泽东的两个秘书面和心不和
早在1939年春天，陈伯达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到了20世纪60年代，陈伯达仍然担任着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同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于1956年成了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主管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事。
由于二人工作性质不同，工作上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在平时，面子上也算和气。
但陈伯达与江青，却是面和心不和。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陈伯达长期位列第一，深受毛泽东的信任，这自然引起名列毛泽东五大秘书之尾的江青的嫉妒。
江青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她是一心要涉足政治的，当然想取陈伯达的地位而代之。此外，陈伯达与江青在观念、习惯、性格等方面也合不来。陈伯达看不上江青的生活方式和颐指气使的做派，江青也看不起操着一口闽南话的陈伯达，认为陈十分“迂腐”。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在中国政坛上的作用突出了起来，可以称得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此时，陈伯达心里十分清楚江青在那个时候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他主动投靠江青，主动去捧江青。但是，由于江青看不上陈伯达，没有把他当做心腹，许多重大事情并不告诉他，以至于陈伯达在跟江青的过程中，往往会慢半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除了以势压人，给人扣上了很多大的政治帽子外，最突出的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并涉及当时政治思想领域里很多重大问题，给当时国内政坛造成了很大震撼。
陈伯达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后意识到：这篇文章非同凡响，肯定大有来头。一了解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策划者是江青，支持者是毛泽东。自己是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秘书，这样的重头文章，毛泽东没有交给自己策划，也没有交给他写。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从酝酿到发表经历了很长时间，自己对此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毛泽东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冷落了。他把怨恨全集中在江青身上。他意识到：既然江青能在幕后指挥搞出这篇大文章，说明江青在毛泽东那里的政治分量又加重了。
特殊的文件起草小组
确实，江青在那个时候，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
就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等来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毛泽东下决心推倒原来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织“中央文革”。
原来，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经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由五人组成（亦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担任组长。《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彭真对这篇文章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
毛泽东认定：以彭真为首的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已经不能起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向“走资派”发起攻击的领导机构的作用了，不仅如此，这个小组已经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了，成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组织了。因此，毛泽东下决心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
毛泽东把视线投向曾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等人身上。
当时，由于组长陈伯达工作分不开身，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主要是由江青主持的。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士回忆，那时，在上海的工作地点，江青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积极性。主持开会，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讨论、研究、写作。江青更是带头，她每天最早来到会议室，看文件比谁都多、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严厉。江青主持起草文件，还有一手很“绝”：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抄清样，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修改后将文件返回，江青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再修改。
这样几经反复，毛泽东对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毛泽东认为文件起草小组的这些人都是他信得过的，因而干脆决定：就以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重新组成中央文革小组。
正副组长各拉帮派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陈伯达不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他由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连跃升两级，一下子成为中共中央第五号首长。后来陶铸被打倒，陈伯达又成了中共中央第四号首长。而此时的江青也被确定为可以列席中央重要会议的人之一。
1966年下发的“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毛泽东又指定由陈伯达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定由陈伯达“组阁”，将“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别看“中央文革”只被称为小组，它可是当时中国政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它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下的权力机关。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而“中央文革”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全国各方面工作的核心机关，实际上取代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