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
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但在一个特殊的岁月里，共产党队伍中，却有一位基督教牧师，入党后仍以牧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所说的“王牧师”，此人真名叫董健吾。他有一段非常重要但鲜为人知的故事。1936年初，董健吾受宋庆龄、宋子文之托，带着国民党谋求与共产党谈判的密信，历尽艰辛，亲赴陕北，传达和谈信息，后带着毛泽东的回信返回上海。董健吾是自“四一二”政变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一个使者，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庆龄称赞他“益国匪浅”。
带着宋庆龄的“护身符”送信瓦窑堡
1935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民党内部产生分化趋势，更有不少国民党将领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恰在此时，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到爱国人士的刺杀。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命他多方寻找共产党，以便早日进行国共谈判。
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庆龄。她认真考虑了一下，笑着对宋子文说：“你的同学可担此任。”“哪个同学?”“董健吾牧师。”宋子文好似茅塞顿开，立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最好的人选。
对宋庆龄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一口答应了下来。当下商定，为了安全计，去陕北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一则可以节省时间，二则驻守西安的张学良的东北军抗日呼声甚高，估计不会难为董健吾。又商定西行期间暂用“周继吾”的化名。为确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庆龄决定为他搞一张“护身符”——财政部的委任状，并对他说：“这是我向子文要来的，上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写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字样。这份委任状可以做你的护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助，他愤恨日本侵略，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就可以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苏区。
张学良亲派私人座机将董健吾送到延安
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上路。
因有财政部的委任状护身，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顺利到达西安。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在钟家住下，设法寻机北上。
当时，陕北苏区还处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之中，即使是山间小道，也都设了哨卡。董健吾准备冒险偷越封锁线，不料时值三九严冬，一应交通，皆为阻绝，因而无法成行。他被滞留在西安40多天。
董健吾重任在身，虽有老同学热情款待，仍觉如坐针毡。40多天来，老天依旧雪飘冰封，不见任何转机。焦急万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钟可托与张学良有交往，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见，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
见面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红军的抗战诚意，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不能不打动本来就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今得知蒋介石竟也萌生联共抗日之念，张学良不能不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